1942年2月13日，德国航空部大厅内，德国三军以及工业界的经济巨头们齐聚一堂，迎来了新任帝国军械部部长——经希特勒“钦点”接替托特（刚刚死于一次诡异空难）的阿尔贝特·斯佩尔。此时，莫斯科前线的德军刚刚经历了空前的惨败，喧嚣一时的“闪电战”已全面退潮。而在后方，对长期战争准备不足的德国战争经济同样前景黯淡。会上，巨头们承认：由于陆海空三军之间的矛盾和纠葛，政出多门的军备生产举步维艰，且浪费成风，迫切需要一个总揽一切的领导者。

那么，谁来当这个总头呢？巨头们当然不会把新来的门外汉斯佩尔放在眼里，而提出让深受戈林信任的航空部国务秘书米尔希统管一切。可是米尔希却没有接这个茬，因为这个老滑头深知希特勒与斯佩尔的关系非同一般。接着，“门外汉”斯佩尔第一次站了起来，宣布希特勒有话对大家说。会议中止。

2月18日，会议再开于艺术研究院会议厅。此前，希特勒已经公开表态支持斯佩尔。多数巨头见风转舵，转而附和“元首”的意见。最终，除海军代表有所保留外，众人一致同意授予斯佩尔全权。自此，德国战时经济步入“斯佩尔时代”。斯佩尔，这个从没拿过枪的年轻建筑师，成为出产成千上万飞机坦克大炮和军火的德国军事工业的大总管。

战后，西德经济研究所对“斯佩尔时代”如此评价：“这就开始了德国军火工业的新纪元——由于战时环境的迫切需要而掀起了军火工业的真正高涨。这种高涨首先是在工业中采取了新的领导方法的结果”。这些所谓的新方法包括：吸收年轻血液加入领导部门；由技术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和“瑞恩”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直接生产军火的企业连为一体，形成所谓的“坦克委员会”、“大炮委员会”等等；后者则是间接供应商（如金属加工、电气技术等等）的联合。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外行”斯佩尔领导下的军工部门的基层实权反而落到了专家的手里。但这仅仅解决了生产领域的部分技术问题，尚未触及资源和原料分配不善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希特勒和纳粹地方领导人坚持维持较高的消费品生产水平，致使分配给军事领域的资源不足。虽然德国官方曾在1942年下令限制“非急需消费品”的生产，可是企业老板们却不打算错过发财的机会，依然坚持大量生产家具、玻璃制品和瓷器等等。

1943年9月，斯佩尔被任命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权限从全国军事经济部门扩大到民用经济部门。这就为进一步的通盘解决提供了可能。为了停止生产只对“行贿有用”的奢侈家用品，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斯佩尔露出了獠牙！1943年10月6日，在波茨南召开的“省党部领导大会”上，斯佩尔向纳粹高官发出警告：如果各省不能在两周内把民用工厂都转为军用，就将遭到严厉惩办（当然是通过希姆莱的部门）。

虽然斯佩尔发了狠话，却依然无法抵消希特勒和地方高官们维护消费品生产的决心。结果，从1942年到1943年，民用消费指数仅仅从81.5降为80.2。如果以1941年消费品生产指数为100，则1942年为90，1943年为94，1944年又是90。作为代价，1943年，军火和军用物资仅占整个德国工业的31.1%；1944年也只有39.8%。1943年，德国人仅用不到54%的钢材来生产军火（1940年只有49%）。同一年，用于军工的有色金属也仅占总消费量的38.8%—80.3%。

斯佩尔虽然整日忙于安排生产调度物资，却也不能对前线局势的恶化不闻不问。据他自己的说法，早在1943年2至3月间——也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时，他已经预感到战败的结局。但这丝毫不妨碍斯佩尔继续积极地为希特勒工作。当后方士气日益低落的1944年7月，斯佩尔还向希特勒建议，将V1和V2导弹的试验拍成彩色纪录片，以此给德国人打气。可是希特勒却害怕会泄密，结果仅作了小范围放映。不过戈培尔和斯佩尔还是借此发起吹嘘“奇迹武器”、“复仇武器”的宣传运动。似乎只要把这类宝贝大量投入使用，战局就会奇迹般的逆转。斯佩尔本人也亲自上阵，在广播里大吹特吹。

就这样，野心勃勃的斯佩尔把这份能给他带来巨大成就感的工作进行到了最后。通过他的努力，德国军工产量翻倍增加。斯佩尔后来不无得意地指出：尽管空袭不断，工业生产的上升势头依然保持到1944年秋季。这一年，新生产的武器足够装备200万人，包括130个步兵师和40个装甲师。德国经济研究所算出的数字更高：仅1944年生产的军火，就可以装备225个步兵师和45个装甲师。（摘自《东线：大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