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脸黄金荣喜欢在早晨10点钟起床,吃早点,然后去往珍宝茶馆,根据该城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那里他会被“一些访客、信使、求助者、戏子、风流女子以及告密者所包围”。下午,在会见生意伙伴,与情妇幽会或去他的戏院之前,这位青帮的老板经常要打一会儿牌。1927年3月26日,他改变了习惯,前去拜访获胜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已于当天早些时候乘军舰到达了上海。他的地位并不比轻易取得的军事胜利所显示的更加强大,在城里他只有3000余人的部队,包括一些可靠性尚不确定的前军阀的士兵,他的国民党右派及商界的盟友也不可能给他提供任何军队。激进的上海学生要求他离开,而工人们则挥舞着旗帜高呼“打倒蒋介石”。他在西门的群众集会上所发出的对外国人要保持冷静的呼吁并未被示威的人群所理睬,他们围绕着租界游行,谴责帝国主义。
劳工组织在一些主要建筑内占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则授权对反对者进行暗杀,并制订计划在军阀军队撤走之后国军赶来之前夺取该城的控制权。武装的工会小分队对破坏罢工者进行攻击,并对行人进行搜查来查找武器。周恩来前往军事总部拜访,提出获取用来通过军队强加的宵禁令,但这一要求并未获得成功。为庆贺汪精卫从欧洲返回掌控国民党左翼的领导权,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被计划于4月12日举行。但共产党人却不愿意采取最后的步骤,尽管蒋可能已经转向右翼,但他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斯大林也致力于和这个孙中山建立的政党的两个派系建立统一战线。到达上海后,汪精卫对蒋说,他将尽其所能来阻止全面的暴动,这就给这位将军一个巩固其重要联盟的喘息机会。
上一年年末,黄金荣曾经逆长江而上作了一次对这位将军的拜访之旅,而蒋与青帮的联系则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这一次,黄成了蒋在上海的第一位平民访客。交易非常简单:帮派成员将竭尽全力支持蒋,而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豁免,很可能还伴随着一项他们十分乐意的该城市毒品交易的垄断权。
在黄打好基础后,充分利用与外国人联系的杜大耳朵便粉墨登场。他在号召“维持公共秩序与苏维埃公社作斗争”的法国总领事的支持下,以中国互助进步协会的名义建立了一支民兵队伍。法国警察保护着协会的总部,而外交人员则设法给他们提供了450支枪。
杜也通过法国警察头目菲奥里上校邀请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籍主席斯特林·菲森顿参加了杜在其法租界的家里举行的会议,在那里,步枪与半自动机枪都摆放在大厅里。这个51岁的矮胖的美国人后来被美国国务院官员描述为一个“软弱的人……他已经在远东精神崩溃,而且显然不适合留在他的职位上”。菲奥里谈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对外国人的威胁,杜说如果法国给他提供更多的枪支,他准备对左派分子发动进攻,而菲森顿则被要求允许来自互助进步协会的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其辖区。菲森顿说如果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的话,他无意反对,委员会最后同意了。
在做好安排后,蒋沿江而上去了南京,把上海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广西将军白崇禧。和往常一样,他更愿意待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左派计划的群众大会前夜,青帮以杜邀请该城最有权力的工会领导人汪寿华(亦名何松林)赴晚宴的方式,为蒋的事业作出了第二个贡献。汪并不想疏远黑社会,所以在4月11日晚8点,他的汽车驶进了杜宅前面的铁大门。
在屋内,青帮的另一个首领张啸林迎接了他,张说他应该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立场。当汪予以拒绝时,四名青帮成员对他进行了毒打。就在此刻,根据一项记载,杜出现在了楼梯的顶端,他面无表情,声音也由于鸦片的作用而显得非常空虚。当一个号称“暴躁的黑老鸹”的暴徒试图扼杀汪时,杜喊道:“别在这里!不要在我的家里!”认为汪已经死去的歹徒,把他塞进一条粗布袋子,开车到了租界外面的一片荒地,打算把他的尸体埋在那里。当挖好坑时,他们听到了汪的呻吟,但是他们把他活埋了。
8个小时以后,2000名身穿蓝色工装的来自杜的民兵武装人员走上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他们的白色臂章表明了“工人”的身份。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往工人居住区时,经过了一些夜晚时分沿街布防的士兵,其中的一些人穿着平民的衣服。黎明时分,军队总部里响起了军号声,一艘军舰也拉响了警报,这就是那些身穿蓝衣的人进攻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占据的堡垒的信号。
他们得到了为民兵开路的军队的帮助,或者这些军队本身也在向左翼分子射击,人们就在大街上被射杀或者斩首。有报告称一些被俘者被活活扔进了南方火车站的机车炉。一场特别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巨大的商务印书馆大楼的雇员俱乐部,工人纠察队扎营在那里的弹子球房,而在它被攻陷后,从里面突围出来的人员中就有周恩来。而他的人头悬赏费已高达8万元。
警察宣称4月12日的死亡人数为400人,另有300人被捕。但是死亡总数仅在清晨的冲突中就很可能两倍于此,同时还有一些被俘者被押往龙华军营,并在那里遭到处决。青帮人员搬进了工会总部,并宣布成立一个新劳工组织。有多达60个商业组织给蒋和白崇禧将军发来了祝贺电。
尽管工会和共产党人已经预料到了会有这样的一次进攻,但他们却未能组织起对军队和青帮成员的有效防御。此刻他们表现得极为天真,似乎认为那些被布置好来围攻他们的军队可以通过语言来争取。一个年轻的左翼人士去问周恩来他可以帮忙做些什么,却被告知去散发传单和张贴宣传画。由妇女和儿童带领的示威者前去军队的总部进行抗议,为表明这些人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军队架起机枪进行扫射,上好刺刀的士兵们追逐着四处逃散的示威人群。约有300人死在了那里。对于该事件,后来著述颇丰的蒋只是简单地记录道:“4月12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当杜的人和国军士兵滥杀无辜的时候,恐怖遍及了整座城市,一车又一车更多的被俘者被带到了龙华。青帮的副手们又对五个左翼组织发动了进攻,逮捕了一千多人。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了禁止。此时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估计有5000到10000人在这次清洗中丧生。作家韩素音估计的死亡人数为8000,另外还有6000名工人的妻子和女儿被贩卖到妓院或工厂。后来估计的死亡数字,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34000人,受伤人数为40000人,被捕人数为25000人。“这是一次消灭敌人的血腥的战争,”蒋的秘书陈立夫写道,“我也必须承认许多无辜者也被杀掉。”
共产党保留了在长江中游盆地和湖南的根据地,他们在那里推行土地改革,夺取财产,处决“劣绅”并且组织农民自卫队。但是左派却得到了一个清晰的镇压正在等着它的警告,而这个警告就来自日益冷酷的军队。孙中山的大教堂正在毁于内部的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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