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由戈洛夫金（Yury Golovkin）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因不愿意对着桌子（香案）叩头，而在第一站库伦（现蒙古乌兰巴托）就被驱逐出境。

　　几乎与此同时，嘉庆皇帝也下令驱逐了擅自前来广州经商的两艘俄国船只。

　　《剑桥晚清史》指出："对于戈洛夫金的出使，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大清帝国对叩头的坚持，与其说是为了礼仪的面子，不如说更希望通过建立一道礼仪"壁垒",令任何一家"蛮夷"都不至于有非分之想。

　　更早的俄罗斯外交资料显示，大清帝国的高层对叩头并没有病态的酷爱。在康熙皇帝接待俄国使节伊兹玛依洛夫时，虽然要求俄使在正式仪式中行叩拜之礼，但在私人会见中，康熙不仅免除了这套礼仪，还向俄使致歉。甚至，在某次接见后，他还与俄使握手告别，俄使在发给圣彼得堡的报告中说，这样的荣誉在中国只有和皇帝同级的人才能享受（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第七章53号注释）---当然，在中国并不存在与皇帝同级的人，这次握手，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皇帝们的"处女握".

　　一北一南发生的两起事件，令中俄双方都警觉起来。嘉庆皇帝给库伦办事大臣发去特别指示，要求各"卡伦"（哨所）的官兵，密切注意俄国的动态，加强边境巡逻。俄国方面也加强了军事警戒，戈洛夫金使团内的高级军官，也被派出巡视边境并进行调查。

　　此时，俄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挑战大清帝国，因此，无论是使团在库伦被驱逐，还是船只在广州被驱逐，俄国人最终只能选择隐忍。《剑桥晚清史》指出："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十八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毕竟，戈洛夫金使团的使命，除了要拓展中俄之间的商贸之外，还负有更为微妙的任务：收集相关的军事情报。滞留在伊尔库次克的戈洛夫金，等待着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这一外交事件的评估。这个委员会，由商务、内务、陆军、外务等大臣组成，最后得出结论，责任全在中方，但是，"俄国对此不必像对待欧洲宫廷发生的类似事件那样过分予以重视"---对于叩头风波低调处理，也是此前阿富汗帝国、大英帝国在遭遇同样问题时的处理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俄国政府依旧要求戈洛夫金，继续完成那些既定的任务：收集西伯利亚及中俄边境的各种情报。一个外交使团，自此变为情报机构。戈洛夫金的效率相当之高，不到数月，一连串的报告就送达俄国最高层，涉及俄中关系发展前景、俄中关系处理准则、西伯利亚发展方案、西伯利亚军事配置计划，以及对俄中边境的斯塔诺夫山脉、雅布洛诺夫山脉及东北亚的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进行考察的详细方案。这一切，都为此后俄国占领中国境内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在1806年的两起驱逐事件之后，俄国没有任何反弹，这令大清帝国吁了一口气，甚至有点自得。或许，也因此忽略了北方的这只大熊正在卧薪尝胆、磨刀霍霍，计划在适当时候对南边的龙发起致命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