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是随着血缘、家族、种族、地域、国家等共同体一个个逐渐弱化而形成的。长期被视为野蛮民族的蒙古人恰恰最不受血缘、地域和国家这些概念的束缚，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草原统治者之前发生的"巴泐渚纳誓约"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203年，成吉思汗和汪罕争权，亲戚都背弃了他，他逃避到巴泐渚纳湖，身边只剩十九人。此时出现了一匹野马，精疲力竭的人们得以杀之果腹。成吉思汗此时对部下发誓永不相忘。这十九个人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既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和萨满教徒，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这一事件对蒙古人极具象征意义，表明对蒙古人来说，忠诚超越了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威泽弗德认为"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第64页）蒙元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树立意识形态偶像、不定思想罪、不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的臣民等行为都可以溯源于此。威泽弗德指出，蒙古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不在乎意识形态问题，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书写是否符合文言规则、绘画是否需阿訇赞同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强制实行技术、农业知识和国际新规范，打破当地精英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第245页）蒙古人何以能够如此呢？显然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当时的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比如蒙元时代之前，印刷术、纸币、火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蒙元时代出现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这和现代美国的兴起颇有些类似，值得思考。
三、作者重估蒙元时代的文化背景
1127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时去世，遗命秘不发丧。诸将奉柩返回蒙古，途中尽杀所遇之人以封锁消息。其陵寝不封不树，下葬地区由兀良哈部严格守卫数百年已无法辨识陵寝所在。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不世出的业绩，身后不搞有形的崇拜，只有一面在战时指挥的黑色旗帜被作为灵魂信物保存了下来，成为蒙古人的精神象征。它历经风雨和战乱，在蒙古保存了数百年，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下消失。为确保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与安葬地不成为民族精神的圣地，该区域为苏军驻防，外人概莫能入。在蒙古成为苏联附庸的时期，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多呈负面形象，而亚洲国家也往往把成吉思汗作为反抗西方霸权的象征，这就使得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研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威泽弗德的这本书的出版，多少扭转了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认识。
威泽弗德原本是做丝绸之路的商业史研究，当这项研究1998年告一段落时，他在蒙古接触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资料使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同时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给威泽弗德带来了机遇：一是于十九世纪我国发现的《蒙古秘史》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列为禁书，刺激了《蒙古秘史》的地下研究和释读，有关成吉思汗的新材料在七十年代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认识；二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学者能够深入禁地。威泽弗德是唯一获准进入成吉思汗出生地与埋葬处的西方学者。他在蒙古一呆就是五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把十二种语言的一手和二手材料对照《蒙古秘史》实地进行研究，寻找成吉思汗的成长史迹，该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在我看来，此书的有趣除了威泽弗德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之外，还另有两个重要的机缘。首先是他写作该书的时机恰逢全球化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使他很自然地把蒙元帝国的一系列的成就与现实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也很容易看出蒙元时代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蒙古帝国所实行的世俗政治、法律面前无论贵贱、贸易自由、知识共享、宗教宽容、外交豁免权、国际法、国际邮政体系等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在作者眼中，成吉思汗是用帝国的形式创造了和平的世纪，欧洲的近代文明实际上受益于蒙古的征服，且不用说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经蒙古人传播到欧洲的技术，"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导言）一句话，按照全球化的标准衡量，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的成就都被历史低估了。
其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文化思潮，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在多元视角下，开创第一个"全球化体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蒙古帝国。威泽弗德强调指出，在塑造现代世界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专业化战争、全球商业、国际法准则），"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第282页）其实，他的这个见解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早有认同。1995年12月31日的《华盛顿邮报》公布了该报"千年人物"（ManoftheMillennium）的最后人选就是成吉思汗。该报公布的理由就是成吉思汗具有今天"全球化"的眼光，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集于一身。1999年12月的《时代周刊》也把成吉思汗列为千年人物第一名。正是有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反思这个背景，作者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才使人感到有新意，这也应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老话。
当然，本书的优点明显，缺点也同样明显。这主要反映在过度诠释和误读中文文献。姚大力在该书的中文序言中指出了一些，基本正确，但姚大力批评威泽弗德利用《蒙古秘史》的材料，解释成吉思汗杀其兄弟别克帖尔，是怕他娶自己的生母为妻，则不确切。姚辨析别克帖尔没有长兄的身份，不可能有长男特权。威氏的解释肯定有问题，但从文献记载的当时存在的"收婚制"风俗来看，即使别克帖尔有长子身份，也不足以激发年幼的成吉思汗的忌恨，远有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史记·匈奴列传》），近有明朝嘉靖时三娘子嫁蒙古俺答汗父子之事都是明证。从人类学的调查来看，人们对从小就习以为常的婚姻形态很难产生抵触心情。另外，威氏认为蒙元帝国让包括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第217页）、使中国获得一种真正的海洋权（第224页）、明朝废元朝的纸币（第264页）这些都显示出他对中文文献的不了解。更令人诧异的是威泽弗德认为在成吉思汗之前，"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导言）这个错误对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人来说简直犯得莫名其妙。从欧洲方面来讲，至少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63/64BC~AD24）的眼中，丝国人（Seres）就是指中国人。（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页）而《后汉书》提到甘英出使到大秦，学界的通行看法"大秦"就是指罗马。而在唐贞观十七年（643），东罗马的使者到达长安一事已被欧洲学者认为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第一次真正的外交往来。"（同上，第94页）作者无视中文文献还可以说是某种遗憾，但对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不重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消亡是改变世界面貌的一件大事情，在威氏书之前没有人从现代世界形成的角度予以高度评价，也没有一本介绍蒙古史的书籍有他写得那样生动；在向读者介绍蒙元时代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使我们思考为什么这样强大的世界帝国不能持续，它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会中断数百年？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曾经有个这样的评论，他说，蒙古帝国的基础是一种自然的草原结构，受到自然周期的支配，只有科学武器取得人为优势后才可以结束这个帝国。（《草原帝国》，第525页）格氏的这个解释我认为可以成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蒙古帝国和今天世界的全球化，基础迥然有别，前者基于草原结构，后者是仰仗商业和技术，两者所带来的优点和缺点却同样明显，今天批评全球化的声音随处可闻，那么人类真的需要世界帝国吗？这个可能要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帝国会终结吗？终结的武器又是什么？在威泽弗德讲完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形成的作用之后，我想到的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又将会给后人带来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