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夫子祠

　　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许多读书人，无论出身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经纶济世之才得以施展，成为了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争分夺秒，以勤补拙，"用力多者收功远",成为了一代名相。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这样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与范仲淹、司马光们不同的是，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这一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最力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劝学诗》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四十二年的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代六家均为他所发现启用，包拯、晏殊、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仁宗时期，可谓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十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后，读书更加努力。为了专心学习，他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闭门谢客，海量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冷不烤火，热不挥扇，晚上靠靠，囫囵一觉，第二天又接着苦读，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图景和常态。

　　当时的百源是远离繁华、偏于一隅的冷清之地。而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他幽居于背山面水的苏门山下，过着异常清苦的生活，砥节励行，读书破万卷，如此数年，学业果然大进。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邵雍溯黄河、越汾水，考察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用脚丈量古人文化的跨度，探索他们思想的源头。经过数年艰苦的游历，邵雍眼界大开，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他回到家乡，着书立说，不再远游。

　　作为有志于整理国故、传承儒家经典的邵雍，他在学术道路上最幸运的是，游历归来后，遇到了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着作问世，布裘蔬食，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易学大师李之才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不亦乐乎。李之才惊异于邵雍的好学和博学，主动提出把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倒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钻研《易经》。十分难得的是，邵雍师从李之才后，不仅尽得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作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着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享誉当时，名垂后世。

　　二、德才兼备内圣外王

　　邵雍的一生，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有利于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发展自己的学问。早在亲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三十出头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辟地筑屋，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正是这一重大选择，使邵雍这位当初名声不显的学者，通过广交朋友，博采众长，更好地充实了自己的学问体系，同时，也获得了更多博学鸿儒的认可，学术思想广泛传播。

　　定居洛阳之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读书耕种，平和淡定，讲学交友，不亦乐乎。

　　邵雍不单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休休有容。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坚决的反对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也赢得了朋友们的特别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一介儒生，一贫如洗，甚至在年龄上都比他们小了一大截，但这些声振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杖屦往还，高山流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而且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士大夫们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不是金钱，着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不是钻石。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