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这不仅是“写景”,也是“抒情”: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这是一种人生的自信，也是一种自我心态的调整。

　　毛泽东的谦虚态度和自身实力，让人们不得不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在北京的胡适看过后，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1920年，“胡适并对毛泽东呈送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很感兴趣。”

　　足印：北大红楼　　第一次会见陈独秀

　　现在沙滩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年曾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这栋1918年建起的“工字楼”是北大当年的校部，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第三、四层为教室。本世纪初改为纪念馆时，复原了当年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迈出“最要紧的一步”就在这间报纸阅览室里。因为日后创建中共的两个巨头--“南陈北李”就在这座楼上。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陈、李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和核心人物，被人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照古今”的“日月双星”.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时，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新青年》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这篇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将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有了这种渊源，毛拜访陈也就没有障碍了，而毛的谦虚诚恳态度，又给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陈当时就夸奖说，你那文章写得好，特别是“盖天地惟动而已”这观点有创见。

　　从此，毛与陈来往密切，也就有了日后两人在上海的多次见面，也就有了陈委托毛在湖南建党，也就有了毛于建党初期在内部地位的不断上升。

　　足音：“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

　　毛泽东回忆自己这一时段的心路历程时说：“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回忆时所说的：“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据《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