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以后，对于东北抗日联军来说，那可真是困难到了极点。据统计，有些部队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无斤米粒粮。其处境之惨，生活之苦，战斗之残酷，难以用语言进行描述。

　　饥寒交迫比凶恶的敌人还要可怕

　　1938年以后，饥饿的阴云时时刻刻笼罩在抗联干部和战士们的心头。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鹤北林区小兴安岭山脉密营中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写了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讲了面临的困难和部队克服困难自己动手种地的事情。他说：

　　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最主要的是给养问题，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问题。所以，我们队伍自己要到山里找秘密地带，要尽可能地多种地（苞米、倭瓜、萝卜、昔田谷、土豆，等等）。

　　昔田谷很密地种到地下，从小苗就能吃，长大时可以吃叶，秋天收获吃子；土豆容易保存，还不怕冻，冻时可以吃面子，能有很多吃法；萝卜也可以晒干子，冻了也能吃；倭瓜冻了也能吃；苞米当然吃法很多，但苞米种在山里较高地带，到秋有时不容易收获，种时必须找到洼下地带。

　　可以设法尽可能捉鱼，夏季尽可能晒野菜或党参等，这些都是候补给养。到了冬季大雪封山，饥寒交迫比凶恶的敌人还要可怕。当然，有了夏季储存要好得多。

　　2012年春节前，笔者在汤原县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潘兆会。他给笔者讲了1938年底1939年初他们在山里忍饥挨饿的情况：

　　那时，吃啥呀，夏天吃的是野菜，战马死了吃马肉，马肉吃完了，吃马皮。1938年、1939年啊，太难了。冬天到了，太难熬了，想打猎，枪里却没有一粒子弹。

　　潘老在讲述的过程中多次提到了苏联，好像是下意识的，苏联……苏联，嘴唇哆哆嗦嗦。

　　那时，轻手利脚的受不了饥饿的人都跑到苏联去了，苏联那时就是天堂。

　　最难熬的是冬天

　　抗联老战士刘淑珍给笔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记得有一次，没有吃的，女战士小李子为了摘狗枣子，爬上了大树，掉下来又骨碌到深沟里，摔死了。小李子没有死在鬼子的枪下，却为了能吃上狗枣子，摔死在深山里。

　　王铁环出生于1927年，是东北抗日联军七军中岁数最小的女兵之一。她说：1938年以前，抗联七军可以在密林中宿营，粮食可以自行解决，生活不是那么艰苦。1938年以后，生活异常艰苦，冬天到山里只好挖洞躲藏，夏天就到沼泽地，因为沼泽地里有水泡子，水泡子里有鱼有虾，靠它们也可以填饱肚子。那时候，我小，领导让我看守两根鱼线，别让上钩的鱼把鱼线拽跑了。我就把鱼线拴在了我的脚踝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忽然觉得脚踝勒得疼。惊醒之后，看到水泡子里一个东西翻滚搅起好大的浪花，吓得我大喊大叫起来。一会儿，听到我的喊声，来了好多战士，大家七手八脚把水里的东西弄了上来，原来是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鲇鱼。战士们开玩笑地说，好悬，没把王铁环当了鱼饵。

　　大自然有时比敌人的机枪大炮更可怕，但恰恰是因为敌人来了，才把本来生活在和平安宁环境中的中国人逼进了山林沼泽。

　　抗联老战士单立志说：1939年冬季，抗联经历的饥饿和寒冷的考验更为严峻。一连几个月也吃不到一粒粮食，全靠山菜、木耳、蘑菇、橡子等充饥。由于长期吃不上盐，全身浮肿，肿得连眼皮都睁不开。衣服破烂到不能遮身，补上麻袋片，用椴树皮打麻鞋穿。怕冻掉耳朵，用破布条把长得很长的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有多少个长夜，是在冰天雪地里围着篝火度过的。一冬来，饿死冻死的战士，远远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数字。活下来的，很多人至今留有残疾。我现在还不敢轻易早脱掉棉鞋，几十年的冻伤给我留下了遗累啊！

　　1939年底，严冬早已降临，梧桐河流域的小兴安岭山区早已是冰天雪地。赵尚志等司令部人员自6月份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也没有等来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来开会。尽管望眼欲穿，依然是音信皆无。此时，粮食、食盐均已吃光，战士们靠猎取狍子肉为食。战士们衣着单薄，难以御寒，晚上睡觉时，大家只好把从西梧桐河日军测量队手中缴获的帐篷当被子盖在身上。呼啸的北风阵阵袭来，严寒砭人肌骨，处境极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