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现在年轻人的语言
记者：我2009年看您的《认得几个字》时特别羡慕，您和孩子一起吃饭用了两个小时。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这样的时间能不能保证？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会不会对和父母交流有抵触？
张大春：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的确跟他们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有各种学业上的压力，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离开那个压力，除非我不让他们念书，自己在家教，但是他们一定会恨死我。
去年，我帮周华健写歌词，写完后我打印出来粘贴在书架上，正好看到儿子在写东西，我问：“你在干嘛？”他说：“我写歌词。”我说：“为什么我写小说你就写小说，我写歌词你也写歌词？你为什么学我？”他马上把笔一丢，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前两天我们两个吵架了，我到出门前还不太跟他讲话。
记者：我发觉台湾的年轻人似乎更会表达思想。您觉得呢？
张大春：在捷运、电梯、街上，或者在稍微密集一点的百货公司里听到年轻人说话，我是受不了的，语言极其苍白，很多垃圾话、废话，不具意义的象声词特别多，而且多半是没话找话说。我美国的朋友讲现在美国的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有些词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可能有一千种意义。总之，语言不见得是有压制时才会倒退，它反过来可能会激励对语言的反思，有时候也会构成丰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