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即辛亥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刘公、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为即将发动的武昌首义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临窗而坐的孙武，用洗脸盆配制炸弹。丁立中、李春萱（作栋）在圆桌上为印制好的军用钞票加盖印章。王伯雨在清理文件，邓玉麟外出购买未回。临时路过的刘同，站在孙武旁边好奇观望。孙武由于使用硫酸过多突然引起炸药爆燃，脸部和右手被烧伤，飞溅的炸药还灼伤了王伯雨的右眼。李春萱急忙从衣架上取下长衫蒙在孙武头上，与丁立中以及两位军队同志一起，从后门把孙武送往日本人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同仁医院。该院院长河野治之的翻译徐凤梧，是孙武的老朋友。

　　炸药爆燃后，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刘公等人逃往位于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住处的共进会机关部。周围邻居大呼救火，俄国巡捕迅速赶来并且夺门而入，破获了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并把没有逃走的刘燮卿带走审问。

　　购表归来的邓玉麟不敢进屋，转身赶到长清里与刘公、李作栋等人会合。刘公想到他与刘一租住的宝善里1号住宅中，还存放着部分秘密文件，担心落入俄国巡捕手中，便让刘同陪同刘一前往提取。两个人回到宝善里刚要开门，被俄国巡捕当场逮捕，与刘燮卿以及同住宝善里的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等人一起移交给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当即开庭审问。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等人是普通居民，与革命党没有关系，所以没有留下口供。刘燮卿虽然是革命党人，却是普通市民打扮，没有引起重视。刘一作为女性，也没有遭到严刑逼供。学生打扮的刘同虽然引起注意，但至今没有发现相关审讯记录。一些回忆文章指认刘同“供认不讳”,但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撑。

　　受隐蔽疗伤的孙武委派，邓玉麟与谢石钦、梅宝玑、邢伯谦等人一起渡江前往设在武昌小朝街（今武昌复兴路）85号文学社总机关的军事指挥部，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共同做出当天半夜发动起义的决定。由于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各城门实施戒严，起义命令没有能够及时送达城外各个新军营地。晚上10点左右，小朝街机关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六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随后又有杨洪胜等四十多人在各处被捕。

　　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凌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被砍头示众。张廷辅等十多人也陆续被捕，瑞澂下令军营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当天晚上7点左右，城外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党人燃火发难。8点左右，城内第八镇工程营士兵程正瀛打响首义第一枪，熊秉坤率领党人起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推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组织进攻总督府等军政机关。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瑞澂逃往楚豫舰，提督张彪率领残部退守汉口刘家庙。

　　武昌首义成功后，由于黎元洪已经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因为逃避逮捕而迟到一步的刘公只好转任设于武昌蛇山抱冰堂的总监察。担任总监察处监印员的刘一，也因此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官员。她专门在蛇山抱冰堂的办公室设立接待站，负责接待积极响应武昌首义的女界人士。关于刘一当年的精神面貌和革命风采，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在其英文着作《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记录有刘公真假难辨的鼓吹介绍：“我的妻子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最近她去上海组织了一个女兵团，依计划她假扮成一个贫苦的女贩，向总督府扔出炸弹。这将作为起义开始的信号。”

　　在时称阳夏战争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湖北黄陂女子吴淑卿主动上书黎元洪，要求从军杀敌。黎元洪接信后批令总监察处监印员刘一处理。由于当时还没有女兵建制，刘一接到批令后很是为难。吴淑卿、陆国香、姚雪芹、刘元群等人再次上书黎元洪，呈请组织女子北伐队。黎元洪批准她们自行组织，由吴淑卿担任队长。这件事情被当时多家报刊大肆渲染，一时间轰动湖北及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一股女子从军的热潮。一位名叫傅翠云的年轻女子为了能够从军杀敌，甚至与一位名叫曹道兴的年轻男子闪电结婚，然后夫妻双双报名入伍。负责接收这对夫妻军人的军官，也破例让他们白天到军营服役训练，晚上回家同房休息。

　　武昌首义领导人之一的同盟会元老居正，在《梅川谱偈》中记录有1912年初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的36岁的自己与时年20岁的女子北伐队学生队员钟明志的情爱故事。这桩颇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情爱故事，与刘一存在着间接关系，故抄录如下：

　　南京光复以后，各军林立。李柱中燮和率领淞军驻韬园，内有女子北伐队。尝闻田梓琴谈李柱中在南洋系一热心同志，往访之。因沔阳监学刘一，识吴淑卿、刘元群等。嗣往来于内务部，彼此相呼以卿卿。盖当共和草创之际，政府各部拟定名太卿、少卿。在同盟会事务所谈话会提议，有赞成者，属余铸印备用，嗣经正式讨论，以卿相名称，古则古矣，但含有专制封建意味，不合共和体制。决称总长、次长。然而卿卿之话头，犹流露于茶余酒后间也。迨北伐军解散，女子各归本位，因访刘元群于成都路贞吉里女子法政学校，又识一学生钟明志。秋八月与钟氏明志结婚于上海徐园，于右任证婚，陈英士、胡经武介绍，来宾有吴稚晖先生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刘公从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任上辞职，随后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刘一跟随刘公来到北京，与在京的湖北首义人士发起组织政治团体丙辰俱乐部，并且出版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袁世凯称帝后，刘一随刘公前往上海参与讨袁。1917年，刘一随刘公回到襄阳，策动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起兵护法。1920年刘公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的刘一回到襄阳礼佛寡居，自号征清子。

　　由于刘一没有生育子女，后半生一直依靠刘公的侄子们供养。1951年除夕之夜，已经在土改运动中变成地主婆的刘一，在睡梦之中离开人世。家人害怕当地政府出面干预，只好用几块门板拼装成棺材，把刘一的尸体用板车拉到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匆匆加以掩埋。这位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死后却连一个坟头、一块墓碑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