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攘夺国柄，妄图称帝，章太炎怒从心上起，决意上演一出民国版的《击鼓骂曹》。《佯狂未必不丈夫》的作者王开林描述：大冷的天气，他足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抓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通名既罢，对方并没有把他当碗大菜，依然借故阻挠，章太炎恶向胆边生，操起桌上的花瓶朝袁世凯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响，花瓶与袁世凯画像同归于毁。

　　章太炎幼时患过癫痫，此乃个人之隐私也，一般人都会竭力隐瞒，他则拿来当歌唱，自封“章神经”.不唯如是，他还将之做理论上的升华。1906年6月，他从上海西牢获释（因反清廷而系狱），随即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以自身作例，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只要将这“神经病”加上引号，他说的是绝对真理。

　　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年留日时都师从过章太炎。鲁迅钦佩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终生执弟子礼甚恭。时人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他的身上，何尝没有章太炎倡导的那种“神经病”的倾向。譬如，主张“性灵”、“幽默”的林语堂，一次在饭局上与鲁迅发生争执，就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已成神经病。”

　　中庸而玩世的周作人，是不会被称为“神经病”的。但是，1926年8月，他却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于神经不正常者才会写的文章：《谢本师》（谢，辞也，绝也）--他所谢的，正是章太炎。周作人历数太炎先生五四以后的落伍行状，比如“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并且在电报中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云云。

　　俞曲园即俞樾，晚清朴学大师。章太炎青年时代曾跟俞樾学习，因他后来参与维新，矢志反清，而招致俞师的痛斥：“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章氏愤而着文，宣布和老师断绝关系（换个角度看，未尝不是对老师及其学派的一种变相保护）。周作人这里谢章太炎，从他罗列的材料看，明显小题大做，耸人听闻，事前双方并无激烈冲突，事后他也没有把这番决裂进行到底（1932年章太炎造访北平，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出面款待）。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遗嘱告诫后人“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瞧！在民族大义上，“章疯子”从来不疯！

　　周作人呢，偏偏在这“异族入主”的大是大非上，铸下大错。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占领北平，周作人公然附逆，出任伪职--你可以说他是为了苟且偷生，你可以说他是为了曲线做学问，你可以说他是为了挽救沦陷区的教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还可以理解他在日本留过学，太太本身就是日本人，而且他太太的日本妹妹及其日本父母也正和他们住在一起，等等--不管你怎么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反正，他这一回玩得出了格，身为炎黄子孙而越出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神经虽然正常而理智全然失疯，这一疯就彻底玩完，堕落为令人不齿的汉奸。

　　曾国藩着《冰鉴》，讲识人之术，劈头就说：“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开门见山，此为第一。”曾国藩即周作人《谢本师》中提到的曾文正，乃俞曲园的老师，俞曲园即前面说到的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又是鲁迅、周作人的老师。如是，透过祖师爷曾国藩的目光看，章太炎、鲁迅，不管他俩的貌相如何，脾性如何，皆堪谓神采英拔，铁骨铮铮；周作人呢，则不管他的处境如何，文章如何，总难掩饰神昏意乱、骨软筋疲的颓象--难怪他会先后与尊师太炎、家兄鲁迅断交了，根器决定了他迟早要与大气节大境界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