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不少革命党人来到长春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不仅建立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还创办了《长春日报》，用舆论唤醒民众，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被誉为“关东三杰”的同盟会员蒋大同、商震、陈干受同盟会辽东支部委托，相继潜入长春，分散到学界、警界、商界中活动，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他们首先联络已在长春的同盟会员齐希武、徐竹平、周普生、左雨农等人，以旭东洋烛皂胰公司为活动点，成立了同盟会长春支部。为宣传民主思想，唤醒民众，随后蒋大同联系高鸿飞、齐希武、周连中、刘廷元等同盟会员筹办《长春日报》，得到长春绅商毕维垣、周裕臣等39人的支持，筹集到3000元办报经费。1908年11月10日，蒋大同、高鸿飞等向吉林西路道递交了《高鸿飞等集股开办〈长春日报〉给西路道文》，指出：“国势之扩张，全在民智之发达，尤凭报纸之鼓吹。”道台陈希贤批示由长春府查明情况，再行核办。由于未能得到及时审批，1909年1月10日，蒋大同等人再次提出申请，强调：“世情虽变，同胞贵有同心；时势多艰，外患恐成内患。前此，日报之拨弄是非，俄报之淆乱黑白，幸当时无甚大变动。非然者，其祸将不知伊于胡底。”忧国忧民，急于唤醒民众的心情跃然纸上。2月，陈希贤正式批准试办《长春日报》。

　　宣统元年（1909年）4月3日，《长春日报》正式创刊。报社为股份制性质，招股总额1万元，地点设在长春东关铁岭屯。报社主要出资人地方士绅毕维垣担任名誉总理，刘英作为毕维垣的代表任总理，刘廷元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同为同盟会员的魏毓兰任主编，李懋勤任编辑，兰锟和周连中任记者，杜桂庭任书记员。当时，着名的安徽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潜入长春，筹划东北反清起义，也化名“张建勋”在报社兼任编辑和校对。报纸每日出版，星期日停刊。竖排铅印，设有“宫门抄”、“白话论说”、“谕旨”、“商界大观”、“本埠新闻”、“要闻”、“东三省新闻”等栏目，主要刊登重要新闻、皇帝谕旨、朝中大事等新闻和评论文章。报社人员多为同盟会员，报社实际就是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总机关，领导人为蒋大同和熊成基。报社实际由两部分人组成，毕维垣、刘英一派想把报纸办成报道地方新政和鼓吹预备立宪的地方政府喉舌性报纸，而刘廷元、魏毓兰等人则想将报纸办成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机关报，这样在办报宗旨和报道内容上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4月中旬以后，报社内两派的矛盾迅速升级。

　　长春市档案馆收藏的宣统元年（1909年）4月17日出版的第十三号《长春日报》，在“白话论说”栏目发表了由蒋大同、魏毓兰撰写的文章《俄人之经营哈尔滨》，文中写道：“不论人家怎么样，自己硬往里插脚，插进脚去就做主人。”咸丰年间，“他们的西伯利亚总督，领着兵，越了界”.“我们派的大臣奕山是个软弱无能的糊涂人，所以这《瑷珲条约》就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那些土地全丢了。以后，俄国人更是得一步进一步，占了我们西北的伊犁”.“《中俄改订条约》，光绪七年办得不好，《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二年上订得更坏。二十四年上又借给他们旅顺、大连湾，从这里他们更狂气。所以顶到现在，我们的昂昂溪，做买卖的得给他们纳税。我们的哈尔滨，他们要在那里设立市场。不但这个，乌苏里江的江防权，他们也要干涉。将来大局，真是不堪设想”.激烈反对外来侵略的言论，引起俄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俄国驻长春领事馆官员拉弗洛甫向吉林西路道递交了照会，声称《长春日报》的“此等议论，……破坏了两大国之睦谊”,要求长春地方政府“通知该报馆编辑，以后勿再登载此等议论”.

　　道台陈希贤等从当时形势考虑认为不便公开指斥，便在暗中向毕维垣和刘英施加影响，要求报社自行约束。蒋大同、魏毓兰、熊成基等同盟会员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从此毕维垣、刘英与同盟会党人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尤其是刘英，“既窥图社长之位置，又窃慕主笔之名望”,便借俄国交涉之机鼓动毕维垣撤销《长春日报》，改刊白话报，将同盟会员全部赶出报社。得到毕维垣的同意后，5月18日晚，在事先没有向报社其他成员通报和协商的情况下，刘英代表毕维垣对报社全体成员宣布：报纸自四月一日（5月19日）起停刊，随即“将印报机四旋转轮私行拆去”.

　　毕维垣、刘英的行径，遭到报社内同盟会成员的坚决反对，他们继续留在报社内坚持斗争，力争复刊。刘英一看解散不成，又携带手枪到报社寻衅滋事，并指使20多人手持绳子棍棒闯入报社，污辱李懋勤，私自将李懋勤抓到警察局，同时将社长刘廷元和编辑兰锟围困社中。在帝国主义的干涉、清政府的压力和经费困难的重重打击下，创刊不到两个月的《长春日报》被迫停刊。

　　清末创刊的《长春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同情支持反清斗争，成为当时宣传民主思想的舆论阵地，在长春乃至吉林省的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