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剧照

　　索契，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我没有去过，只是曾从它身边经过。那是1959年暑假，我坐火车从莫斯科出发到外高加索一处温泉城度假。列车到索契站，五分之四的旅客纷纷下车，我惊讶于索契的吸引力。

　　2014年2月7日，索契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却得益于冬奥会开幕式的号召力。而这个晚会又是那样别出心裁，让我看了也浮想联翩，觉得有话可说。

鸟儿般的三驾马车

　　晚会开始，只见“三驾马车”腾空飞翔。“鸟儿般的三驾马车”,是俄罗斯的诗意象征，典出19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小说《死魂灵》。

　　果戈理在《死魂灵》里，用大量篇幅揭露了旧俄社会的病痛之后，到了小说第一卷的结尾处，突然笔锋一转，酣畅淋漓地写了一大段抒情插话，用飞奔着的“鸟儿般的三驾马车”,来呼唤俄罗斯的美好未来：

　　“哦，三驾马车！鸟儿般的三驾马车，是谁发明了你的？……俄罗斯，你不也就在飞驰，像一辆大胆的、谁也追赶不上的三驾马车一样？”

　　《死魂灵》最早有鲁迅的译本。鲁迅是在晚年拖着病体执笔翻译的。他的旧译早已被依据俄文的新译所取代，但先生那一段形容三驾马车勃勃英姿的译文，还是非常简洁传神的：

　　地面在你（即三驾马车）底下扬尘，桥在怒吼。一切都留在你后面了。远远的留在你后面，被上帝的奇迹震悚似的，吃惊的旁观者站了下来：这是来自云间的闪电吗？

　　就这样，“鸟儿般的三驾马车”成了一个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乐观主义象征。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俄罗斯的知识精英都会用“鸟儿般的三驾马车”,来寄托自己的“俄罗斯梦”.以至于诗人勃洛克（1880--1921）要在1918年写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文章，用“鸟儿般的三驾马车”的诗意形象，来回应那些唱衰俄罗斯祖国的同胞兄弟：

　　然而，俄罗斯就在我面前：就是我们的伟大作家们曾经在宿命的噩梦中看到的俄罗斯，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圣彼得堡，就是被果戈理称之为鸟儿般的三驾马车的俄罗斯。

娜塔莎和安德烈

　　晚会的开篇，通过俄语33个字母的排列，向我们展示了星汉灿烂的俄罗斯历史文化名人堂。这个名人堂的组成，很能体现晚会组织者的文化智慧。我注意到至少有五个19世纪经典作家名列其中，按俄文字母先后排列就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不用说，列夫·托尔斯泰是最为宏伟的人物，因此他的最宏伟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也成了开幕式晚会里的一个重要段落。

　　《战争与和平》是部鸿篇巨制。选择哪个片断呢？导演没有选择“战争”,而是选择了“和平”;没有选择元帅库图佐夫，而是选择了少女娜塔莎，选择了表现她在1809年12月31日的新年舞会上与英俊青年安德烈一见钟情的共舞。舞者扎哈洛娃是当今俄罗斯的着名芭蕾舞演员。我对于她的舞艺欣赏，是发现她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天才地把托尔斯泰在小说里的文字描述转化为了芭蕾语汇。

　　娜塔莎脸上随时可以变为绝望或者狂喜，呆滞的表情突然被幸福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稚气的微笑所代替，这一微笑为她的脸增添了光彩……娜塔莎的舞艺也很高超。她那穿着缎子跳舞鞋的小巧的脚轻快自如地踩着舞步。她的面孔由于幸福的狂喜而容光焕发。

　　而这也让与她共舞的安德烈产生了精神上的升华：“娜塔莎的美之芳醇已经令他陶醉了：他觉得自己精神复苏了，变得年轻了……”

　　《战争与和平》中的芭蕾，连同后边革新版的天鹅舞，连同不断响起的俄罗斯古典乐曲，连同指挥大师捷杰耶夫的进入八名旗手之列，都在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张扬俄罗斯高雅艺术的晚会。

纳博科夫

　　H,是俄语的第15个字母，与这个字母的字形与读音同步跳出了“纳博科夫”的名字与照片。这恐怕会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怎么一位俄裔美籍作家也进入了开幕式隆重推出的名人堂？！

　　然而，在我看来，既不选择《母亲》作者高尔基、《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也不选择《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而选择了在世界有广泛认同的《洛丽塔》的作者，恰恰可以从晚会策划人的这一良苦用心中，发现他们的文化坚守与文化开放的心态。

　　不假，纳博科夫（1899-1977）的小说《洛丽塔》（1955）是用英文写的，但小说的俄译本（1965）也出自他自己之手。他在译后记里还对自己的母语唱起了赞歌：“温柔的人性的情感，用俄语表达出来，如果不说优于、至少也丝毫不逊于英语……也许有些斯拉夫学者会认为我这个俄译本要胜过我的英文原着一百倍。”

　　纳博科夫无疑是一个俄罗斯文化的杰出传承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俄语学者会漠视纳博科夫对于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评论与宣传。他有一句对于契诃夫的评述更是深得我心：“我诚心诚意地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

马列维奇和爱森斯坦

　　但最令晚会观者称奇的，还是导演在对于俄罗斯历史的叙述中，没有回避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过依旧遵循审美优先的原则，在画面形象的展示上，用马列维奇的现代派绘画中的钢梁取代了阿芙乐尔巡洋舰的钢炮。

　　马列维奇（1878-1935）在十月革命前与马雅可夫斯其（1893-1930）一起宣扬未来主义艺术，革命前他们都在艺术世界的夹缝中生存，革命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世界戏剧史上第一部展现世界革命的话剧《宗教滑稽剧》于1918年问世，该剧试图借“全球洪水”和“方舟航行”的《圣经》故事，用夸张的舞台手段表现世界革命。这部由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戏剧，就由马列维奇担任舞美设计，而导演就是俄罗斯假定性戏剧的奠基人梅耶荷德（1874-1940）。

　　晚会的“名人堂”里还有爱森斯坦（1898-1948）出现，自然也顺理成章。他导演那部有革命史诗气魄的电影《波将金战舰》（1925），是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爱森斯坦让我感到亲切，还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音。他是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崇拜者，1935年梅兰芳访俄，爱森斯坦一路跟随，拍摄了非常珍贵的纪录片。这位电影的蒙太奇大师还坦承，他对蒙太奇的认识也得益于汉字的启发。他在一篇谈论蒙太奇的文章里，在举了“鸣”、“吠”等几个中国方块字后，就跟了让人振聋发聩的这一句：“要知道这就是蒙太奇！”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年读到这句话时，心里喊出的惊叹之声。因为这让我真正认识到了蒙太奇的本质：1+1>2.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