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焚烧第一案”引出的话题

　　毛达一直在关注江苏的另外一个案件。这个案例也曾经以“中国垃圾焚烧第一案”,引发过很多人的思考。

　　2008年5月12日，江苏海安市民谢勇的儿子谢永康出生，很快被诊断为脑瘫、癫痫。他们家离海安垃圾焚烧厂不过190米。2010年9月，谢勇将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告上法庭。该案涉及一个中国环境案件诉讼的经典难题：受害者难以证实自身受害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该案一审时，海安县法院以“因果关系举证不足”为由，判原告败诉；但二审的南通法院认为，此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被害人先表明有伤害事实，污染厂子有污染的事实；之后就是被告举证证明不存在污染行为和伤害事实，或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2011年12月23日，江苏南通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江苏南通海安人民法院的决定，认定海安垃圾焚烧厂不需要对谢永康成为“脑瘫儿童”负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是全球较为通用的环境保护法律方面的措施。因为环境污染与人体受害之间的关联度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哪怕有极其缜密的流行病学跟踪调查，往往也无法给出足够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污染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严密关系。因此，出于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保护，就给出了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法律手段，强迫污染受害方去排除其关联，而不是强迫受害方去证实其关联。这让大量的污染受害者权益得到了保障，也让大量的企业有了成为绿色企业的可能。因为如果一个企业无所畏惧，那么就不可能遵守相应的法规，也不可能对周边公众、对自然界产生足够的敬意。

　　何况，中国几乎所有的垃圾焚烧厂，在上马前，都未对周边的环境本底做基本的研究。上马开烧之后，也未对每天的排放与周边的公众健康开展持续的研究。垃圾焚烧之后，体积会扩展几千倍，排放出来的物质有几千种，目前人类已知并开展监测的，开展监测并敢如实公示的，不过是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恶英、重金属等。毛达因此认为，其他的那么多物质，究竟是什么，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生态和公众产生影响，没有人知道。

公众与垃圾博弈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北京西郊，从莲石路向西，新近修了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绵延几十公里，通向刚修好的一座垃圾焚烧厂。厂位于一个叫鲁家山的地方，这里原来是首都钢铁公司的一个石灰石矿。

　　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周边，都是山，一眼望去，除了垃圾焚烧厂本身的职工，你不太容易看到其他的村民。

　　但其实居民也不远，因为潭柘寺离这个垃圾焚烧厂，直线距离肯定不超过五公里。而旁边的一些村镇，其实也就在一两座山头之外。

　　律师黄小山有些惊讶的是，这个工厂的“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因为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个垃圾焚烧厂的上马，至少要经过规划、立项、环评、土地征用等一系列程序。但鲁家山开工前，一切都捂得严严实实。要知道，2010年可是北京公众与垃圾焚烧厂博弈最激烈的年头。在这个时候，一个新上马的项目，居然能无声无息地就执行起来，确实让黄小山有些不可思议。

　　黄小山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鲁家山垃圾焚烧厂投资21亿左右，设计规模是每天焚烧垃圾3000吨。按照当时的计算，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垃圾焚烧厂”.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3000吨的垃圾，从北京运到鲁家山的垃圾仓里。

　　黄小山简单地思量了一下，就知道了其中的奥妙。鲁家山的好处是“藏在深山人难知”,因此相关手续走下来，尤其是做环境影响评价时，几乎“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只征求了矿主单位首钢集团的意见似乎就好了。而且这个项目首钢甚至在里面有可能有股份，因此，有点像是首钢在自家地里新修了一个“小建筑”,自然比较平滑顺利。

　　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一天焚烧3000吨垃圾计算，按照一辆大卡车，能拉30吨的垃圾计算，每天至少需要100车次的运输。而这个垃圾焚烧厂离北京垃圾原产地，少说也有30公里。每天走这30公里，多耗费多少油，多排放多少污染，一算就可知道。这些耗费与垃圾发电厂发出来的电相比，是增益还是损耗，也很明白。

　　实际上，全中国所有的垃圾焚烧厂，根本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处理垃圾。发电只是垃圾焚烧厂一个极不起眼的产出，但如今，已经成了所有垃圾焚烧厂的上马的心照不宣的“主要抓手”.好像全中国到处缺电，需要垃圾发电来抓紧供应。

　　北京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大体形成了几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园区”,包括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等。垃圾填埋场一般占有广大，相比起来，垃圾焚烧厂的用地面积就小多了，因此，在垃圾填埋场边，辟出一片土地，修建个焚烧厂，完全可以让这个垃圾园区“永续利用”

　　但一切在2006年之后开始陆续出现了改变。开始的时候，北京想要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边，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又想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边，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可是这两个垃圾焚烧厂都遭受到周边居民的激烈反对。

　　但不管居民如何地参与博弈，北京如今的垃圾焚烧格局大体已经确定。博弈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市环卫研究所所长卫潘明说，北京所有的垃圾焚烧厂，都比全国其他的要来得“严格”,在常规的尾气净化装置之外，还要求再进行一道尾气净化。仅仅是这一个技术要求，就让垃圾焚烧厂的投资规模大增。

　　另外一个好处是垃圾焚烧厂把自己的外形打扮得相当的友好。鲁家山垃圾焚烧厂浑身上下刷上了极富感染力的生动的绿色。它的烟囱远远看去还以为是个热气球。而所有的垃圾焚烧过程的排放数据，都会在门口的显示屏上随时公示。垃圾焚烧厂的在线监测数据，也及时传到北京环保局、环境保护部的网站上，任何公众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询。而像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从2009年之后，就开始了“公众开放日”,每个周四，都可以组团去参观。

化解“焚烧风险”的唯一道路

　　无论是垃圾焚烧产业的支持者还是垃圾焚烧的博弈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露天垃圾焚烧现象愈演愈烈。

　　2013年初开始，毛达、陈立雯所在的环保组织，开始组建了一支“露天焚烧灭火队”,对北京的露天焚烧垃圾开始进行记录和干预。一年下来，在他们制作“北京露天垃圾焚烧地图”上，至少标注了将近30个点位。

　　毛达收集的数据显示，垃圾露天焚烧所产生的二恶英，是现代化垃圾焚烧炉所排放二恶英的2000~3000倍。1998年，美国环保署曾对家庭露天焚烧混合垃圾、分类垃圾和现代化焚烧炉的排放，进行过比较研究。研究发现，露天焚烧垃圾向大气排放的有害污染物至少有20多种，包括人们熟知的苯、丙酮、多环芳烃、氯苯、二恶英、呋喃、多氯联苯、PM10、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