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历史总会给人惊奇。1932年，德国学者史图博深入海南中西部探寻“黎族原生态图”,一路上迂回辗转，除了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向大自然挑战。透过洒在他所着《海南岛民族志》的斑斑汗迹，我们依然可以感知他摊手一笑中沾满酸甜苦辣的百般滋味。那些逝去的情景，有趣味，也见精神，值得细细品味。

偶成“座上宾”常被“驱出境”

　　1931年和1932年连续两年，德国生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史图博两次在海南岛考察旅行，他所遇到的汉商有热情地帮助他的，也有对他极不信任的，都是因为他典型的欧洲人的相貌。有“旅行记”存于世的第二次，史图博记载了他在海南中西部黎区不断遇到的“麻烦”,以及汉商“捣鬼”使他经常“仓皇出逃黎村的狼狈”.

　　史图博在他的海南旅行记中称：8月7日，美孚黎的大村子荷乐（今昌江县武烈村）恰巧举行祭宴，男子们差不多都有几分醉意，看到史图博一行高兴地请他们入席，又敬酒又请吃。然而转眼气氛变了，村民们说打猎之前村里不能留外人，要求外人立即离开。原来，汉商曾说过外国人要为害村子，会用妖术把村子的“宝物”带走。

　　而在另外同样有汉商的黎村，史图博又碰到完全相反的情况。当时七叉的侾黎正与松岩美孚黎械斗，12人死亡。当史图博一行到达时，双方已进入谈判阶段，作为调停人的汉商要求史图博一起去会谈。作为“特派代表”,史图博在桌上桌下受到了特别“礼遇”.

时常“被医生”偶尔“变国王”

　　在海南一路考察旅行中，史图博还常被“自己人”弄出尴尬来，但尴尬处境并没有影响他的调查研究工作，反而使他借助相关线索，有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调研和意外的收获。正如他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所说，“牙维以及我们所走过的海南岛中部昌化河中游的全部行程，在以前还没有欧洲人到达过，因此我们得到许多收获。”

　　史图博记载称，8月4日，他们转移到离牙维之间约五公里的小山村街站（今昌江县鸡心村），村长留他们住其家里，使他们能同其家人有较多接触。同史图博作伴的汉族搬运夫为了显示权威，对美孚族说他是外国的国王。那时恰好正逢夏旱，村民们一再请他祈雨，“在这场合，我经常被难倒了，他们对外国人的信仰是很大的。”

　　除了偶尔被认作是能呼风唤雨的“国王”,更多的是史图博“被医生”,几乎沿路都有黎人要求他这位红头发白脸庞勾鼻子的域外“神医”给治病。在紧张失措之余，史图博还真的对当时当地流行的疾病进行了研究，而后这些都详细地写在他于德国出版的书中。

看见的虔诚和看不见的神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冶基善，在海南岛进行了几十天的徒步考察；1928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也曾踏足海南五指山黎区。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两次深入海南岛黎区的史图博，是从生理学和人类学两方面，既关注黎族人的生理、语言、习俗、生产、生活、族源和分类等，还带着问题来考察，特别关注人的灵魂与信仰。

　　史图博在海南旅行中发现，因受到人心蛊惑，黎族山村人对外来陌生人怀有明显的恐惧心情和警惕的心理，不仅让考察人员“住下来没有希望”,还常使他想找个当地向导也成了难题。

　　“能看到不爱说话的村民的纯真与虔诚，也能看到他们对祖先与神灵的无比敬重！”史图博在搜集还很原始的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具有特色的黎族文化资料的同时，搞清了黎人许多事情都跟神灵有关，还对黎人“拜神”有专门的记录。

　　史图博在旅行记中说：“海南黎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有个小孩，小孩的母亲产后去世，从此这个小孩由一只鸟用粮食喂养。黎族妇人为了纪念这件事，为不失掉鸟的模样而文身。”

读懂的黎人与读不懂的隐居

　　史图博在海南考察旅行，在黎族山区一路上遭遇族系战争，看到最多的是美孚黎与侾黎的械斗，他因这两种黎民械斗而不能够按原定计划进行考察，有时为避开“间接伤害”还绕道行走。耳闻目睹多了，史图博了解到美孚黎分布虽然不是很密集，但却与外界界限分明，并且不与其他黎族支系缔结密切关系。“晚到”的侾黎多半要租美孚黎的土地耕种，土地与租金往往是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

　　史图博看到的黎族茅草屋，是“门口顺横梁方向开，而不是开在檐墙上，这是典型的黎族住宅的特征”;他看到较多黎族民居是，“房屋是极不规则地散建在竹丛的围墙里边，村里并没有正规的道路。”

　　白沙峒黎族的房屋，令史图博想起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的那种木椿建筑。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村落建在适宜耕种水田的地方。村落大部分都位于比稻田较高的斜坡或梯田上，周围被高高的、似乎通不过去的竹林围着，芒果、荔枝、菠萝蜜及高大的“加利腰达”椰子树在旁边映衬着。“再也没有比黎族的家居摆设更简单的了，他们习地而坐，晚上铺上藤席睡觉，白天则把藤席卷起来。”

　　发现了黎人居住的特点，史图博确信黎民隐居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外界入侵和干扰，后接受汉化影响才逐渐从隐蔽走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