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沙东迅曾经在媒体揭露了日军的“8604”细菌部队在广州拿活人做实验，秘密杀害约两万名无辜难民的暴行。

　　事实上，据广东省档案馆馆藏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档案记载，侵华日军在广州犯下的细菌战暴行，远不止这些。侵华日军对韶关等广东抗战后方，也秘密使用了细菌武器，包括派遣汉奸潜入内地投放毒菌以及派飞机投放细菌或细菌炸弹。

　　1939年春，日寇将毒菌从东京运送到上海，指定福民医院秘密组设细菌培养装置工场，并在特务部内密组毒菌谋略队。4月16日，日寇派出第一批汉奸，伪装成难民或乞丐，携带内藏霍乱、鼠疫、白喉、赤痢、伤寒等五种传染细菌的热水瓶，分头潜入韶关、桂林、金华等国民党统治区，将毒菌偷偷投放到国民党军队的饮用水中，并刺探后方军事情报。

　　一些汉奸还伪装成烟贩，携带麻醉药品，或在香烟嘴涂上毒药，使一些抗日军民吸食中毒。此外，日寇还将传染病细菌藏于伪装成雪茄样的蓝、黄两色玻璃管内，分派到前线部队，在放弃阵地时将毒菌投放在附近河流、水井和民房中。

　　1939年11月，潮安县古巷村抗日军民缉获一名女汉奸，在她身上搜出白石状的毒药两颗。该女汉奸供称，她受日寇唆使混入内地投放疟病细菌，她随身带了三颗疟病细菌毒药粒，已在某地水井偷偷投置了一颗。

　　1939年，日寇飞机几次飞临阳江县上空，扔下的并非炸弹，而是含有霍乱菌的胶粘体棉花，有的悬吊在电杆电线或树木上，有的散落在田野上。当地农民不敢大意，将它们埋进地里。孰料，1943年5月，阳江开始流行霍乱，不下千人死亡。

　　从1943年12月23日起，日军从东京陆续空运伤寒、白喉、鼠疫各种细菌炸弹三万多枚来华，欲秘密投掷于中国抗战后方。1944年1月21日，蒋介石获悉后下令各战区严防敌机投放细菌炸弹。当月27日，位于韶关的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电令广东省军管区和各地民众严加防范。

　　4月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与卫生处长黄雯通令各地政府要按照航空委员会的要求，对日机投放的多散发毒菌的物品严加防范，“务须彻底隔离焚烧以绝疫害”,确保国统区军民免遭荼毒。

　　由于细菌战严重违背国际公约和人类公义良知，侵华日军对实施细菌试验和细菌战高度保密，战败后又焚毁大量档案资料。战后日本政府为逃避国际社会的清算，刻意隐瞒甚至否认这一战时罪恶。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淋淋的暴行。

　　广东省档案馆等馆藏档案，成为日寇在广东省进行细菌战的又一有力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