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国家主席杨尚昆单独接见赵浩生

　　近日，著名美籍华裔记者、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赵浩生魂归故里。按照赵先生生前遗愿，他的部分骨灰由他耄耋之龄的夫人今泉智惠女士携带到河南息县，于2014年5月25日安放在他父母的墓地。

　　赵浩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做驻日记者，50年代移民美国，但他始终关心自己的祖国。从1973年到2002年，他86度往返于中美之间，为自己祖国的发展繁荣献策尽力、竭其精诚，直至2012年6月29日在纽约逝世。

　　笔者作为赵先生的忘年老友，与来华的今泉智惠女士见了面，并一起追溯往事，缅怀赵先生。

当记者的诱惑

　　赵浩生独立的人生，是从当记者开始的。

　　抗战爆发后，他曾像当时所有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一样，想奔赴抗日中心延安，却被父亲逼着去四川继续学业。行至武汉，遇上日军轰炸，满眼残垣和尸首，使他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宣泄有多种方式，他则将一腔赍恨倾注于笔端。

　　几天后，《武汉日报》刊载了署名赵浩生的通讯《是种子，不是死尸》。文章振聋发聩。当记者的诱惑，从此不可抗拒。

　　抗战胜利，重庆《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们，都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当社长、总编辑去了，内部唱起了“空城计”,赵浩生刚入行就跨进了当时中央第一大报的高门槛，多年的记者冀望如愿以偿。

　　此后的重庆，恰是政治新闻接踵云集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接收与复员等烦难事项……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1946年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并成功进行了报道，引起广泛影响。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新闻界脱颖而出。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赵浩生在新闻关注的场合更显活跃。他一再置身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赫、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侧，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以至周恩来、邓颖超都能叫出他的绰号“小胖子”.

　　他更时常出没在各种聚会或文化名流的沙龙，交游日广。

　　抗战胜利，国府返回南京，赵浩生被《中央日报》原社长胡健中聘为《东南日报》驻南京的特派员。

　　那段时间，最大的政治新闻热点是周恩来率团来宁谈判、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调处、毁众誉寡的国民大会召开……事事牵涉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国民党的统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报章行文置喙，动辄得咎。

　　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赵浩生有感于一些代表行止恶劣，类同地痞流氓，便写了篇《国大中的一股逆流》予以批评。文章惹恼了对号入座的代表们，他们聚众向也在国大会上的胡健中抗议，说赵浩生的文章侮辱国民大会，应撤职查办。但胡既没撤赵的职，连这些人找他麻烦的事也未对赵浩生透露。

“回祖国，回河南”,挥之不去的念想

　　1948年，赵浩生争取到《东南日报》驻日记者的差事，桴槎东渡，把他的新闻视角伸向域外。使他万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步踏出国门，归返的路竟要走25年。

　　初到日本时，赵浩生领略了短暂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在最高级的饭店里，他首先结识了盟军司令部特批进入日本从事商贸经营的200家公司的各国商贾，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半个世纪后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父亲船王董浩云，赵浩生就是在日本同他定交的。

　　但没过多久，他就体尝到中国只是二等战胜国的滋味。他看到，每当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或各盟军代表团插有国旗的车在街上开过时，路人皆对之鞠躬致敬，唯独对插着国民党政府国旗的车熟视无睹，连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商震也感到面上无光。

　　中国何时能真正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呢？1949年10月，毛泽东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令赵浩生激动得彻夜不寐，他看到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线希望。

　　他给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打过交道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叙说了归国的念头，还随信附上几篇文章。

　　函札一去无消息，但胡乔木大概是收到了，因为终于有一天，赵浩生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推想，也许是因自己《中央日报》记者的经历而不被接纳？

　　就在这时，日本津田塾女子大学邀赵浩生去作《中国解放》的演讲，他由此认识了在该校读书的原日本大理院首席法官的外孙女今泉智惠，随即被这位相貌如中国30年代电影大明星胡蝶的日本姑娘迷住了。

　　当“小胡蝶”赴美国俄亥俄州留学后，归国路断的赵浩生也追伊人而去。在美国，他拿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学位，娶妻生子，在令人仰慕的常春藤大学耶鲁执教，拿着一份优厚的薪水，他开办了“海外观察”专栏，成为联合国注册记者。但这都无法稍替他对故国的思念。

　　他清晰地记着踏上新大陆正逢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反华排华气氛浓郁；他忘不掉一次走在路上，几个美国小孩见是中国人，竟唆使一条狼狗咬他那恶作剧的笑声。那一瞬，他深切感受到没有强盛祖国背景的侨民，是多么的孤伶无助，要蒙受怎样的屈辱。

　　这种感觉，在海外的广大侨胞似乎是冥冥相通的，赵浩生在追忆他和船王董浩云的旧谊时，对笔者讲过一段往事：

　　一次，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到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30万吨巨轮下水典礼。正在军乐、鞭炮、狂欢声浪迭起的时候，董浩云却悄然离开人群，拉着赵浩生朝海边另一侧走去。

　　漫步在沙滩上，董浩云说他想哭。见赵浩生面露不解，董浩云说：“刚才在典礼仪式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演奏中国国歌。”赵浩生顿时明白了，奏那三国国歌，是因为这艘船是日本制造的，新加坡贷的款，在利比亚注的册，这本是航运业内很正常的情况。但董浩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拥有者，在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这怎不让置身现场的炎黄子孙感到凄然呢？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