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办法。”赵浩生似乎已有考虑，“冷战时期，苏、美两国，为了防止在紧迫情况下出现误断，导致难以挽回的事变，或对非常变故紧急协调，建立了一条‘热线',有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只要一个电话便解除了。”

　　杨尚昆说：“这个办法不错，例如每当我们在闽、浙一带搞军事演习，台湾总要紧张一阵，以为我们要对台湾有什么举动。如果有热线，一个电话过去，告知是例行的演习，就可避免一场虚惊。建热线，我们这边是没问题，可不知那边怎么样？”杨尚昆的这番话应该是很快就传递到了台湾，但后来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在中国大陆“下海”

　　赵浩生告诉笔者他始终记得，母亲去世那年，他带家人奔丧，长大的儿子严肃地提问：“解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这一问给他很大震动，他自问：“当别人为改变自己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艰苦奋斗时，你在做什么？”

　　于是，他辞掉一直不愿舍弃的耶鲁大学教职，接受一些跨国公司顾问的聘书，为其与中国开展贸易投资业务做政策咨询；他在日本金融界讲演，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中国经济、政治走向，日本银行界应取的对华态度……20世纪90年代初，赵浩生向妻子“要”了数十万美金，投资中国的两个乡镇企业。一个是北京丰台的光明电器开关厂，生产普通的民用产品；一个是深圳的福斯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他在中国“下海”了。虽说身兼两个董事长，但他对经营之事基本不插手，更多的是把一些西方经营管理理念介绍给中国。

　　一次，赵浩生得到一部语音版的宏观经济管理新着，他听了听，觉得这些西方的新见解，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无参考价值，来中国时便带在身上。刚到中国，恰巧赶上一个宴会，朱镕基也在座。以往每逢这种场合，只要他们发现了对方，总会在祝酒时互致问候。

　　赵浩生径直走向朱镕基的座位，朱镕基看见赵浩生，说道：“我已经看见你了，想给你写个条，还没来得及。”“你想写什么呢？”“想问你办企业发财了没有。”朱镕基言毕笑了笑，把他介绍给坐在身边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

　　赵浩生随后掏出了那部新着，概要地介绍了几句，递给了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已经听说过这种语音版的书，可还没有见到过，谢谢你这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礼物。”

劝说董建华参选香港特首

　　在1997年到来前夕，全世界的眼睛都转向了东方，在英国治下有150年左右历史的香港将回归中国。时时牵挂着祖国的赵浩生，自然更不可能在此刻袖手壁上。

　　1996年9月，香港“特首”竞选之事已经沸沸扬扬，但人们揣测的大热门董建华，却一直没有就是否参选明确表态。几个月来，赵浩生和几位董家的旧识一直在对董建华进行劝说。这种历史机遇不说千载也是百年难逢的，而董恰恰具备良好的条件，让这种机遇失之交臂，而不挺身有所作为，太可惜了。

　　然而董建华却屡屡强调自己长期经营实业，不准备全身心介入政治；再者自己的企业有3000员工，他不能抛开他们，他认为自己还是以企业经营者终其一生为好。经反反复复做工作，董建华才不那么截然拒绝了。

　　赵浩生为董建华作了分析，说他参选有五大有利条件：“首先，你是在香港成长起来的，熟悉香港，现在强调港人治港，你持的是香港永久性护照，无懈可击；第二，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你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熟悉了解英国，一方面，你同英国各界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倘若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做什么手脚，玩什么花样，欺瞒不了你这个留英生；第三，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当然现在有人想把她搞成政治城市，这显然是不理智的，而你在商界经营多年，精通商业的运作和管理，且在商界有一定的威望；第四，我认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使香港、澳门回归，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以这一方式统一台湾，你父亲开创的’东方‘事业，与台湾商界有联系，你个人在台湾也有人缘；第五，是句玩笑话，你出生在上海，现在中国上层领导人大多在上海工作过，中国有句关于老乡的俗话，所以你同他们容易打交道。”

　　那年的9月16日，董建华约赵浩生在香港见面。见面时，董建华递给赵浩生一份书面声明，要他看一下，说他已经决定参选。赵浩生看了声明，认为写得很好，言简意赅，建议他尽早刊登出来。不久，董建华决定参选的声明就见诸报端。

　　作为赵浩生的老朋友，笔者还知道，他协助董建华，对出任特首后的第一次访问美国做了十分周密而精细的设计和筹划。

　　从2002年起，回国探访对年高体弱的赵浩生已是有心无力。2012年6月，赵老与世长辞。

　　今泉智惠女士此次来华前，收到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给她的信。朱镕基在信中说：“浩生先生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保持深厚友谊，为中美文化、经济等方面交流，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