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清政府在上海租界内与自己治下的子民对簿公堂。这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

报纸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城内出现了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租界里的外国人除了带来了商品和科技，也带来了新的媒体形式--报纸。

　　这时，一个叫胡璋的人办了一份名叫《苏报》的报纸。起初这份报纸并没有什么特别，据说开办初期还因为刊登黄色信息，被法租界处理过。这份报纸几经易手后到了一个叫陈范的人手上，由于改版后的内容更贴近当时的政治生活，很快成为当地比较有影响的报纸。

　　当时，列强的枪炮打醒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唤醒了全国上下强烈的变革图新的需求，于是朝廷开办新学，希望培养一些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人才。

　　同时，清廷对一些新事物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报纸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在上海滩办报的人也越来越多，报上的内容也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因为报纸的兴起，使20世纪初的大清帝国，再不是只有皇帝一个人的声音了。变法维新派和早期的革命者积极在报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成为当时的潮流。

有历史意义的一幕

　　当时有个叫南洋公学的学校，学生思想比较激进，校方越打压学生们闹得越凶，最终竟演变成了学潮。 《苏报》抓住了这样的社会热点，在报纸上开办了一个叫《学界风潮》的栏目，连载这次学潮的发展和变化。这个栏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像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一些当时顶尖级的教员，也为《苏报》撰稿。

　　起初，清政府对这些言论基本上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随着革命思潮在民众当中的涌动，《苏报》上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从最初的排满发展到公开主张革命。 1903年的五月初五，《苏报》介绍了两个人及他们的着作：一个是章炳麟及《驳康有为政见书》；另一个就是从日本回来的革命者邹容，以及他写的《革命家》。这两本书公开呼吁革命，迅速风靡，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惊恐。按照清廷的法律，公开发布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应当被凌迟处死。可是这份报纸是在英租界的地盘上办的，清廷不敢派人到英租界地盘上去抓人。但如果放任这些颠覆政府的言论，清廷的威严何在！

　　经过几轮协商，列强终于同意清廷抓捕邹、章二人。警察赶到时，章炳麟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面逃走，听说章炳麟被捕，不愿独自逃离，毅然到衙门自首。

　　列强虽然同意清廷抓人，但是提出案件必须在租界内审理，判罪后还要在租界内的监狱来执行。当然列强也给了清廷一点面子，同意由清廷来主持这次审理；不过审判形式上要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通法庭形式，也就是当庭控辩形式进行。于是一幕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堂堂大清王朝，在外国人的法庭上控告自己的臣民，这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民平等地对簿公堂。

　　“《苏报》案”发生后，当事人之一的章炳麟付出了3年牢狱的代价，年仅20岁的民主革命先驱邹容则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租界成为革命大本营

　　作为清末时期典型的文字狱案件，“《苏报》案”曾经轰动一时。这是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次通过法庭公开审理案件。控辩双方陈述自己的观点，提交证据，而法官是根据证据而非个人的判断来判案的。这对几千年来习惯了 “官老爷”一个人说了算的中国民众来说，无疑带来了进步的空气，彻底打破了皇权神圣的观念。也许当初清廷有勇气同意使用这种公开审理的方式，就是想告诉民众，朝廷是有变法维新的决心的，他们也在同步进行立宪还政于民的努力，可惜这样的决心与努力来得太晚了。

　　这样一个在中国史无前例案件的审理，使得当时反清的革命党人和众多媒体发现，他们在租界内从事舆论宣传，可以回避清廷制裁。从此，租界内就成了反清革命人士的大本营，反清舆论迅速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