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作家和诗人海伦·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她于1937年春天访问延安，结识了两位小演员刘炽和王文祥，并与刘炽建立了持续一生的忘年交，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本文主要内容为刘炽亲口所述，文章中的主要故事曾经在海伦·斯诺所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有所记载。

　　1937年春，美国记者、作家和诗人海伦·斯诺，继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来延安实地考察。

　　一天她去人民抗日剧社采访，站在门口迎候的便是剧社的两个小演员，一个是刘炽（后来《我的祖国》的曲作者--编者注），一个是王文祥。海伦·斯诺身材高大，一头金发压在红军的八角帽里，穿一身红军的服装英姿飒爽，一对蓝眼睛流露着热情豪气。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刘炽他们并不怯生。“欢迎，欢迎！”便拉着客人的手进了剧社副主任温涛的办公室。

　　刘炽蹦蹦跳跳地忙开了，给海伦·斯诺递上了一杯咖啡。原来是温涛在天主教神父的空屋里发现了一大袋咖啡豆，便用原始的方法烤干磨碎。在当时的延安用咖啡款待客人是很珍贵的。

　　温涛向海伦·斯诺介绍了刘炽：“他是我们舞蹈班的副班长，歌咏队的小指挥。”刘炽幼年家庭生活贫苦，生得矮小瘦弱，在海伦·斯诺这个美国人的眼里像个八九岁的孩子。她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个小不点竟成了剧团的主角？但一看到刘炽那纯朴稚气的脸孔和神采灵动的眼神，便喜欢上这个活泼聪颖的男孩。

　　自此，刘炽便交上了一个外国的大朋友。海伦·斯诺住在外交大院，也就是剧社的对面，刘炽便成了那里的常客。

“我夏天的小爱人”

　　刘炽，人如其名，像一团火。在海伦·斯诺的面前，他叙说童年的苦难，海伦·斯诺像母亲一般张开大手摩挲着刘炽的头。刘炽在西安参加一二·九游行和参加红军的事，海伦·斯诺还把它记述在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书里。40年后，在她的《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又旧事重提，而且写得更具体。刘炽从小爱钻戏园子，有时候唱一段秦腔，海伦·斯诺感到新鲜；刘炽在《一二·一二》剧团曾学会吹口琴，有时候吹一曲《双音齐下》或《土耳其进行曲》，海伦·斯诺感到悦耳；刘炽的模仿能力强，有时候来几声小贩的叫卖，海伦·斯诺则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外国人生活在延安那特殊的年代里便多了欢悦和情趣，海伦·斯诺则把刘炽和王文祥看做是“我夏天的小爱人”.

　　海伦·斯诺便也多了对刘炽他们的关切，常去看他们的演出。刘炽在《叮呤舞》、《音乐活报》、《机器活报》中担任领舞。应该说，这些舞蹈是简单朴素的，而对于海伦·斯诺来说却是新异的。在她的心目中，刘炽真是个“少年天才”.怀着喜悦和兴奋，她还给这些节目摄下了一张张照片，珍藏了那永恒的记忆。

　　海伦·斯诺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还记述了刘炽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紧张生活。“他们几乎是隔一夜演一次戏，很迟才睡觉，整个下午要预演。他们的演剧、歌唱和舞蹈的节目单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不管多忙，刘炽和王文祥总是去看海伦·斯诺，每星期不少于一次。

　　6月底，剧团去陕北巡回演出，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一回延安，刘炽就心急火燎地去看海伦·斯诺。海伦·斯诺在若干年后的《七十年代的西行漫记》中还追述了当年与刘炽的谈话内容，“他（刘炽）的剧团步行巡回演出，六周之内，为七个县的群众演出了三十一场”,充满了关爱和赞叹。

延安的踢踏舞表演

　　海伦·斯诺带着刘炽听唱片是他们每次必有的课目。当时延安只有一架破旧的留声机，是海伦·斯诺从共产国际的德国代表奥特·布罗恩他们那儿借来的宝贝。唱片就那么五六张，《多风暴的天气》、《浓烟迷眼》、《牧神午后的前奏曲》、《说说你的爱情》、《鲍莱罗》、《大约八点三刻》。海伦·斯诺都听腻了，而刘炽感到新奇，被领进了一片新的音乐天地，喜欢得要命。

　　从听外国音乐又想到了外国舞蹈，刘炽便要海伦·斯诺教美国式的舞蹈。这可叫海伦·斯诺为难了，而她又不愿意冷落孩子好学的热情，硬是搜肠刮肚想到了曾一度当做一种运动而试学的踢踏舞。她便把这踢踏舞跟她模糊记得的孩子时代的舞蹈功课凑合起来教刘炽和王文祥。

　　循着唱片《大约八点三刻》的音乐，刘炽他们勤奋地练习起来，像是着了魔，满头的汗水也顾不上擦。跳踢踏舞有一定的难度，当年海伦·斯诺在运动课上不知练了多少次，而刘炽不久就学会了，海伦·斯诺便十分惊叹刘炽的聪颖。

　　休息时，海伦·斯诺取出了毛巾给孩子擦汗，刘炽便拉着海伦·斯诺教她秦腔《张生戏莺莺》。海伦·斯诺饶有兴味，一句一句认真地学着，有时荒腔走了调，她自己不由得哈哈大笑，把刘炽他们逗乐了。

　　刘炽学会了踢踏舞，又去教歌舞班的小伙伴，还想到把踢踏舞搬上舞台，让延安人民开眼界。

　　演出那天，刘炽特意请海伦·斯诺前往观看。跳踢踏舞须特制的舞鞋，刘炽他们哪里有？一年才发一双布鞋，平时一般人都穿草鞋。而延安的舞台又是土台子，他们则因陋就简借来了几块门板放在台上，想以此增加点演出效果。演出时大家还挺精神，那舞步也让观众感到新奇有趣，可就是踏不出踢踢踏踏的清脆的声响。刘炽十分着急，跳舞时则更加用力。谁知台面不平，门板不稳，摔了仰巴叉。台下的人哄堂大笑，海伦·斯诺都笑出了泪水。

《我们的朋友海伦·斯诺》

　　8月间，海伦·斯诺完成了采访任务要离开延安，而刘炽他们去外地演出了，惜未能道别，她未免有些惘然。然而她深记着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刘炽）由于唱得太多，嗓子都几乎哑了，医生不许他唱歌，以便让他休息。”更把对刘炽深深的印象珍藏进她的《中国共产党人》《流动剧团》的一章里，“他真是一个少年天才，戏院的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他会模仿无论什么……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刘炽已有了主角的倾向”.

　　刘炽演出归来，便去外交大院，可海伦·斯诺已离去了。多好的外国大朋友，像慈母，是老师，却未能送别，一样的怅然，什么时候才能重逢呢？

　　友谊是隔不断的。1972年至1973年间，海伦·斯诺来华两月，当时刘炽在辽宁遭“文革”劫难，时所不予。1978年海伦·斯诺再次来华，刘炽已在北京中国煤矿文工团，却因信息缺失而失之交臂。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