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是用来激励人生的，有些书是用来改变人类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不仅改变了一个学科，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值得读了再读。它被誉为“科学界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书。”

　　5年前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的时候，科学界曾发起倡议，请大家重读这本书，其中最主要的考虑是，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多，但真正读过它的人很少，因此能领悟其深刻思想和广袤内涵的很少。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可能更甚。从严复先生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性传播，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对进化论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国人对进化论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鲜有继承和发展。例如，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说法几乎连没怎么上过学的老百姓也可能知道，可是这种说法中的错误，即使中国当代最顶尖大学里的一些教授也不知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例如，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曾和我讨论过如下问题：“你们搞进化的说人是由猴子变的，那么将来等到猴子变成了人，人会变成什么？”而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的疑惑是：“我一直在想，现在的猴子还真的能变成人吗？这理儿好像不顺啊！”

　　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童叟皆知、且对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的曲解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严复先生对它的引入，开启了中国民智，唤醒了民族自强，有它积极的意义——西方列强称霸世界强调适者生存，仅凭着厚德载物的修养难以避免被弱肉强食，中国人需要奋起抗争，在竞争中重新崛起。但是现代中国社会，却把这一概念滥用到了极致，以至于达到了一切在于竞争，唯有最强者才能拥有一切，并且不惜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的地步。姑且不说这种社会达尔文思想本身就是片面的，即使自然界中的生物进化也并不是简单的如此恶性竞争。实际上，“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说法不是达尔文的原始真实想法。他从《物种起源》第5版开始才把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这一表述借用到自己的著作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借名人效应尽快地巩固他的学说。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诸如此类颇似“画蛇添足”的修改却使得《物种起源》的最终版本(第6版)在许多关键点上背离了他原始思想的光芒，甚至将人导入迷途。

　　然而，国内流传最广泛的《物种起源》译本却都是第6版，因此，不客气地说，国人所接触的不过是编辑过的达尔文思想，很长时间以来这是一种莫大的遗憾。终于，该书的第二版经苗德岁先生翻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实在是一件幸事。《物种起源》第2版是在第一版发行后一个月左右出版的，主要是对第一版的印刷、用词、句法、语法等错误进行了修改订正，也有一些增删，但重大修改仅有20几处，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4处，都在最后一章，而它们却是动摇了达尔文的4处：在其中两处达尔文表达了最初的生命形式是由造物主赋予的妥协思想，另一处强调了他的理论是关于从少数创造出来的类型的基础上如何进化的，而第4处则指出他的理论并不会动摇人们的宗教情感，并加以举例证明。达尔文试图通过这些修改回避跟宗教的矛盾，想表明他并不反对宗教神学，他的理论也与创世论并不相矛盾。虽然“造物主”(Creator)和“被创造”(Created)这些词富有歧义，但在达尔文使用的那些语境下可以说没有歧义。因此，这也许是他的真实想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谈论生物进化就如同是犯罪，达尔文自己曾形容，承认进化论“像是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尽管这些修改是我最不敢苟同的，我也还是更喜欢读第1版，但是第2版是最接近达尔文的原始思想，并且纠正了第1版中很多印刷、句法和用词错误的版本。苗先生的译文可谓匠心独运，雅致老成。读者通过习读它，可以聆听达尔文的真实心声，领略旷世伟人思辨之严密、治学之严谨和为学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