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叶剑英宣布：任命李云鹏为军官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为第一、二、三营营长。李云鹏把队伍带到大葵棚举行誓师大会。1400多人把大棚挤得满满的。站在讲台上的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人。誓师大会结束后，3颗信号弹划破万籁无声的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了。
广州起义时左洪涛在第十一连任军官队员，连长是邱维达。
戴着镣铐写诗
1933年1月，左洪涛调任位于上海的全国互济总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这时全国互济总会的党团书记是邓中夏。5月，救援部干事林秀英被捕叛变，供出了邓中夏。邓中夏在英租界不幸被捕，随后被国民党解往南京杀害。牺牲前，邓中夏通过狱中的关系给左洪涛去信。信中说：营救恐无望，已准备为党牺牲，希望活着的同志扩大宣传，加强斗争，并希望左洪涛担负起济总党团书记兼主任的重任。
1934年1月，左洪涛去东浦联系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返家途中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押往上海警察局拘留所。在狱中，遭多番严刑拷打，左洪涛始终守口如瓶。一个月后，他被押解至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同年4月，左洪涛被判处5年徒刑，押往江苏漕河泾监狱。左洪涛在狱中写了一篇《沉痛的呼声》，托看守送出去，很快便在杂志上公开刊登出来。《沉痛的呼声》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国民党统治区炸开，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潘震亚等着名人士到狱中调查，邹韬奋还爬上好几个铁窗，探望和慰问狱中的政治犯。
在外界的声援下，左洪涛等人在狱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绝食抗议行动并取得了成效。一个月后，左洪涛、方毅等人被押往苏州。1937年8月底，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敦促蒋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变时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诺言。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将苏州、上海、南京等处所有政治犯无条件释放。左洪涛等人才重获自由。
运筹帷幄 履险如夷
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以下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左洪涛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汉后，周恩来对左洪涛等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党组织批准你们去。”
1939年元旦，张发奎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带着部队开抵广东韶关。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左洪涛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支”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左洪涛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决定与张发奎身边信得过的人联合“进谏”.经过他们的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
1944年夏秋间，当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左洪涛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溃退，交通工具全被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左洪涛召集“特支”和原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家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火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等人购到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了后方。
九死一生
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早就对左洪涛等人心存疑虑，密电蒋介石，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4个人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
左洪涛晚年曾经对后辈讲述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神色自若。张发奎拿出蒋介石的密电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地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说：“委员长听信谗言，委员长糊涂呀。”他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手中。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收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送达上级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
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调部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企图，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蒋介石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在重庆，面对周恩来的有理有据的责问，张发奎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中共代表方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战斗至晚年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总负责人。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从此，他从隐蔽战线转到直接指挥战斗，参与指挥东江南岸武装斗争、解放老隆战役。建国后，左洪涛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叶剑英当部长）首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随着“文革”的到来，左洪涛再次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考验。他受尽迫害，度过了11年监禁生涯。林彪、“四人帮”企图通过对左洪涛的审查来收集周恩来、叶剑英的材料，甚至召开几千人的武斗大会，在武斗中左洪涛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一天深夜，左洪涛还经历了一次假枪毙，他被拉到郊外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边，限定几分钟给他考虑，左洪涛已下定决心为保护一大批无辜老同志献出自己生命。他高呼口号，打手们见他视死如归，对他拳打脚踢，并堵住他的嘴，打累了又将他拖回车上拉回去，继续审查。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