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由胡适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六号（即“易卜生号”），在通信栏中以《新文学及中国旧戏》为标题刊登了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的来信，以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的分别答复。
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名人与一位大学生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呢？《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中记录了这场争论的详细过程。
张厚载1918年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从中学时代起就是林纾的亲信弟子，同时又是一名京剧爱好者。
他在以笔名“豂子”给《新青年》的来信中写道：
记者足下：仆自读《新青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
张厚载的“怀疑之点”,其一是胡适和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诗，是否矫枉过正？”其二是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于传统戏曲的相关评价，有没有体现“中国戏曲”的“真精神”?
首战《新青年》
胡适在答复张厚载的“跋”中写道：“豂子君以评戏见陈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故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敢苟同者。”
与胡适的为人为善、立异求同相比较，钱玄同回应的却是党同伐异的言语：“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这真和张家猪肆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之’真精神‘乎？”
刘半农的答复与钱玄同高度一致：“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
作为《新青年》掌门人的陈独秀基于全局考虑，在答复信件中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愿意探讨下去的理性态度：“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再战《晨钟报》
《新青年》只是为这场争论起了个头，与杂志的出版周期相比，每天出版的报纸显然更适合这类问题的争论。接下来，《晨钟报》在1918年8月22、23、24、25日的“剧评”栏目中，以《评剧通信》为标题连续刊登了胡适与张厚载的来往通信，将争论引向了深入。
胡适在通信中公开表示说，钱玄同等人对张厚载一味乱骂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有损《新青年》杂志的正面形象。由钱玄同轮值编辑的《新青年》五卷二号，随后又以《今之所谓“评剧家”》为标题刊登刘半农与钱玄同的来往通信。
刘半农在来信中表示要借阅上海《时事新报》，因为听闻上面有位马二先生为张厚载抗辩，他预备撰文还击。钱玄同在回信中先是借胡适的话语表明态度：“适之常说一句话，叫做’不值得一驳‘,这话很有道理。我现在仔细想来，老兄今年春天打起精神答王敬轩的信，后来为了《灵学丛志》，百年老兄与我三个人又用了气力去驳斥他，实在有点’不值得‘.”
接下来，钱玄同笔锋一转，公开表示了对于胡适“前次答张豂子信”的不予认同：“我与适之的意见却有点反对。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我记得十年前上海某旬报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尊屁篇》，文章的内容，我是忘记了。但就这题目断章取义，实在可以概括一班’鹦鹉派读书人‘的大见识大学问。”
“双簧”对“双簧”
1918年9月，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报刊《晨钟报》被北京当局予以查封，直到年底才改名《晨报》继续出版发行。
但讨论并没有因为《晨钟报》被查封而结束，张厚载转移阵地，于10月27日在同属研究系的上海《时事新报》“剧坛”栏目发表了《豂子戏园改良之主张》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主持“剧坛”的该报编辑马二先生（即冯叔鸾），于10月31日发表《致豂子书》，声称自己为张厚载帮腔只是学理研讨，自命头脑复杂的文学改良家钱玄同、刘半农，没有看到原文便臆断为“不值一驳”.钱玄同与刘半农的来往通信，其实是一吹一唱的双簧戏。
11月10日，该报又刊登张厚载的《豂子答马二先生书》，说是“双簧”二字形容得妙，这种一吹一唱的办法，空洞而无着落：“统括他的意思，不过是不屑于跟我们说话而已。”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张厚载、冯叔鸾与钱玄同、刘半农之间以“双簧”对“双簧”的态势。
与此同时，《时事新报》的另一副刊专栏“学灯”也加入论争，说是北大师生的气质，当为一国学风之模范；而“最近大学中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以此为模范，诚不如其无。”
一场关于戏剧的争论至此才渐渐平息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