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部分同志合影。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央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直接接触。

    1939年1月，南方局于重庆成立，从此担负起了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凝聚革命力量，实现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历史使命。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其政策的主导方面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于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也由团结抗战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摩擦，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别是在国统区，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特务统治，军警特宪横行，肆意囚禁和杀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国民党的这些行径，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密不可分，国民党顽固派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志平介绍，这一阶段，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侵略采取的绥靖政策下，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

    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领导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持“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以政治进攻手段 缝合国共合作裂痕

    1940年12月25日，尽管中国狼烟四起，此时的重庆街头却一片祥和。

    但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却心急火燎，因为远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已被国民党8万大军团团围住。

    就在此时，蒋介石却邀请4年前在“西安事变”中救了他一命的周恩来共进“圣诞晚餐”.

    周恩来刚刚落座，蒋介石似乎很重感情地说，“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约你见面谈谈国内和平与团结。”

    “和平与团结是众望所归，但国民党并不珍惜。”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迫在眉睫，要谈和平与团结，请解新四军之围。”

    听周恩来提到新四军，蒋介石立即说，“你们新四军如果不按命令调动，冲突难以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然失败。”

    周恩来说道，“我们的军队以打击日寇为己任，为维护国家团结作了很多让步。江南新四军正准备北移，国内压迫犹存，包围犹在，如何北移？”

    蒋介石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一个月内，绝不进兵。”

    晚宴看似融洽，但周恩来却透过表面的平静，感到江南新四军危在旦夕。他在当晚给中共中央的急电中认为：“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果然，10天之后的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当国民党发动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时，南方局毅然站在国共斗争的最前沿，以斗争求团结，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皖南事变”后，中央一度认为“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数电催促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做出周恩来等领导人于最短期间内离渝的指示。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南方局领导人认真研究目前的局势和肩负的任务后，断然决定：坚守重庆，尽可能争取时局的好转，并反复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坚守重庆。

    紧接着，南方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从1月12日开始，周恩来、叶剑英一连数天，向蒋介石等人进行紧急交涉，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7日，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和挽诗，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周恩来、叶剑英还布置军事组编印《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传单，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25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交给张冲转蒋介石，严正声明：蒋如不实行这12条，就不恢复两党谈判。

    2月14日，周恩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其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严正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由于中共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因此陷入空前的孤立。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缓和。南方局以政治进攻的手段缝合了国共合作中的裂痕。

最大限度争取中间势力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从阶级或政治力量来讲，主要是两极，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刘志平介绍，抗战时期中间势力主要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或政治团体、拥有武装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他们是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记载，毛泽东曾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

    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完成这一“极严重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均主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

    针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周恩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各党派的共同合作”,建议将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包容在内。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残酷压迫中共的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民主党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中共密切合作。本着“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南方局和周恩来大力支持并援助民主党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压制。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帮助其发展地区组织，使其政治影响日益增大。

    此外，南方局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也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鼓励他们积极为争取抗战胜利多作贡献，引导他们放眼未来，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摧残状况深表关切。

    被誉为中国“猪鬃大王”的著名民族资本家古耕虞的后半生道路就此改变。他在回忆中说，这个变化“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周总理曾用唐人张九龄“一枝何足贵，怜是满园春”的诗句，开导古耕虞要有远见，应该爱怜祖国的春天，使其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银行家宁芷村也说，周恩来曾亲赴他的寓所约请部分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当时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爱国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就是不能再对蒋家王朝存有幻想，而应该投身到人民民主运动中去。这次谈话传播开去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南方局对民族工商界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得后来一些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重庆临近解放时，没有选择跟蒋介石到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周恩来等的讲演，向民族资产阶级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治主张。《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不仅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表彰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不断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特别是周恩来1945年10月19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所作的《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对蒋介石集团极为不满，而又对共产党尚有疑虑的情况下，为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争取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此外，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还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即分别同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多次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大计，向他们讲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并应他们的要求派遣中共党员到其部队进行联络工作，还在各部架设电台，以便他们随时同中共直接联系。经过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逐步走向了人民阵营。

掀起进步文化运动 推进抗战和民主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进步文化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文化统一战线。”刘志平介绍，文化工作是一项引领思想、凝聚人心的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文化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文化运动的任务不仅是“对外宣传”,还要传播“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南方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暨其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平台，团结进步人士，占领文化阵地，发展抗战进步文化，开创了国统区进步文化的新局面。他们还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阵地，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以笔为战戟，揭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种种行径；以斗争求团结，巩固、维护并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12月6日，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因不畏强权，敢怒敢言，刚直不阿，被蒋介石以“派马寅初赴前方战区研究经济”为名，命宪兵将其逮捕。

    1942年8月，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共同抗议和营救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将其软禁在歌乐山云顶寺主峰下的木鱼堡5号家中。

    为将拖家带口的马寅初置于绝路，CC系（指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在国民党内的一股势力）头子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命令重庆高校不准对他进行延聘，另一方面又密令《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报纸不准刊登他的文章。

    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指示：“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他随即派出《新华日报》记者到马寅初家里访问，并把他的文章带回报社。周恩来亲自审阅后，认为不错，便通知《新华日报》编辑部将马老的文章全文发表，并给予高标准稿酬。

    皖南事变后，为打破政治高压，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进步话剧创作演出活动--“雾季公演”,使大后方以话剧为主要形式的抗战戏剧达到鼎盛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运动在抗战文化中一枝独秀。

    南方局还将目光投向未来，通过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等组织，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