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清华学堂

执掌清华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9月，年方31岁的罗家伦受命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他来清华的使命和“所抱的唯一决心”就是整顿清华校政。他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40余人中只有18人续聘，另行增聘近30名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同时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这就奠定了清华各个学科雄厚的教师队伍。

    接着，他又裁撤冗员，将职员数由95人减至72人，并削减过高的职员薪金，提高教师薪水，改善教授待遇，从而稳定了教师队伍，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此外，清华大学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那些钱原存在美国，罗家伦通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罗家伦主张创新，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建立起生物馆、气象馆和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虽因政治原因加之罗家伦作风专断，在后来的“驱罗”运动中，他被迫辞职，但他对清华的卓越贡献却不容抹杀。

入主中大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正当日军压境，国难当头，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当时中央大学正处于七易校长、余波未平的动荡状态。他到任之初，即以明晰的教育理念提出“六字”治校方针（安定、充实、发展）与“四字”学风（诚、朴、雄、伟），并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为学校的恢复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罗家伦一上任，便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

    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由于他的用心求访，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而诸如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张大千，诗人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农学家梁希、金善宝，生物学家童第周，化学家高济宇，政治学家张奚若，建筑学家刘敦桢，国学大师黄侃等，齐聚中大，堪称群英荟萃，盛极一时。

    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部聘教授”,在前两批的45名中，中大入选12名，占到总数的1/4.罗家伦作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学校长，曾经说过一番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其气魄之大，民族责任感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逃命校长”

    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尽管沪宁一线的战事日益吃紧，这所“首都大学”却在各方面准备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将大量图书仪器装入事先准备好的数千个大木箱内，借助卢作孚的长江航运浩浩荡荡溯江西上。师生员工们也有组织地分批迁徙入川。同时，预先勘定的重庆沙坪坝新校址紧锣密鼓地建构简易校舍。在有限的时间内，中央大学易地重新开学上课，于烽火连天之中书声琅琅、弦歌不绝，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个堪称战时大学迁移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缘于罗家伦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审时度势作出准确判断和高效干练的组织策划，以及师生员工们的应时而动。当初，罗家伦果断决定迁校时，颇遭误解和嘲笑，被讥讽为杞人忧天、“逃命校长”.罗家伦在重重误解中力排众议，完成了他的迁校计划，从而为中国保存了一所完整的大学。

    正是凭借这次准备充分、最完满的迁校，使得中央大学在抗战初期的高校中独占鳌头。自1938年开始的全国“联考”,连续几年有近2/3的考生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截止到1941年，罗家伦离校时，中央大学有7个学院，1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1个专科学校，1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附属单位；有专职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800多种。中央大学俨然成为一所航母式的高等学府，这是连当时的西南联大都难以企及的。

    1941年秋，因政治斗争的排挤和教育经费缩减，罗家伦出于义愤，忍无可忍，遂挂冠封印，拂袖而去，留下了一个倔强而苍凉的背影，让人唏嘘。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