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章的起源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近几年来，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就是说，印章在周朝时就有了。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按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品。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不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画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印章的历史与鉴定
走过你征我伐、割据政权多如牛毛的南北朝，历史终于又一次挣脱窄狭的瓶颈，豁然开朗。但古代印章艺术并未随历史的前进而再度辉煌。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的秦汉印风在劲吹印坛数百年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九叠文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丧失了管领印艺风骚的地位，几百年在实用道路上机械盘曲，终为明清兴起的文人篆刻的光焰所掩盖。
隋唐印章的创新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已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一般为红色）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第三，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596年）十月十五日造”.
唐代公印主要继承了隋印的特点而略有发展。
首先，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
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千牛府印”.
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宋代公印的演变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后，宋代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
夏辽金元公印的样式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用西夏文，辽、元公印有的用汉文；有的用契丹文或八思巴文，金公印则全用汉文。
西夏公印
西夏（1038-1227年）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但与汉字完全不同。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宋辽金元亦莫能外，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
第二，隋唐以来，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笔画极粗，而且使用边框。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印面安排匀整饱满。
第三，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其中二·二字的“首领”印最多，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首领”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与汉人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
第四，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有的还精确到日）和机构。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不记月日，更不见铸印机构。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这在汉人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
辽印
辽（916-1125年）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其子民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和奚等族人。为此，辽本着因地制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的原则，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并行的制度。公印也分别采用汉篆文和契丹文。契丹文又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文为辽神册五年（920年）根据汉字隶书之半增损得之。1125年金灭辽后，仍继续使用，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才废止，前后通行300年。明清以来已无人认识，成了真正的“绝学”.
金朝公印
金朝（1115-1234年）是由我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曾与南宋、西夏鼎足而立，对峙百余年。
金建国之初，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1149-1189年）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公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如公元1200年的金“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台左侧面刻“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永安五年闰二月”,左侧刻造印机构“礼部造”.
金朝晚期内忧外患，金廷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金、木、水、火、土）系统和千字文（天、地、玄、黄，宇……）系统。这种编号印主要流行于金末卫绍王至哀宗时代（1209--1234年）。
元朝公印
元朝（1271-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行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了元代早期，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武平县尉司印”,印文即为标准汉文九叠篆。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一-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字九叠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八思巴原为西藏喇嘛教萨逊派法王，他创立的新字不像辽、金、夏文字皆与汉字有一定渊源，而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其八思巴文印吸收了宋印九叠文的特点，极为匀称整齐，棱角分明。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也是今天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元公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是印边加宽，有时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6-10倍。而隋唐宋初，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以后印边不断加宽。
明清公印的特点
明代（1368-1644年）皇帝、王府之宝用玉箸篆玉印。这种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乃“篆书正宗也”（清·陈沣《摹印述》）。御宝舍两宋九叠文而直溯唐以上之玉箸篆，意味着九叠文禁锢公印的冰山已经松动。
此外，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
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这类印比重最大。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造“朵颜卫都指挥使司之印”.
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代官印背款皆凿年款及编号。
应该指出，两宋之时，九叠文中所谓的“九”是-个概数，极言其多，不一定确有九叠，也可能只有五叠、七叠，叠即一字中横画的层数。但明代九叠文中绝大多数确有九层横画。
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其字体有蒙古文楷书、满文、汉篆等。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其中汉篆中，九叠文不太兴盛，出现了玉箸篆、悬针篆、柳叶篆、芝英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