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甫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业、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5人前往狮城，委之以南洋大学审查委员会委员，验收“南大”是否够资格获得政府承认。洪业等人到新后，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一致投了否决票。而南洋大学呢？满以为会顺利通过，但结果却是这般。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说这“坏结果”与他有很大关系，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陈毓贤《洪业传》，275页）。这样的“反弹”,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但他们还是“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

    “南大”通过或不通过，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审查必须是真实、公正的，这是政府正确决策的根基。而“外来和尚”恰好满足了这一点。

    首先，洪业、钱思亮等人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洪业是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教务长，是燕大从不起眼的教会学校而腾飞为北平名牌大学的重要“助飞者”;钱思亮曾任北大、西南联大教授和台湾大学校长，是台大成为国际名校的奠基者，他们的资质无可挑剔。其次，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南洋大学没有任何利益上的交集，超脱而又中立，借用一句专业术语讲，这叫“异体监督”,这就为念出“真经”创造了条件。

    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假如李光耀请的是“本地和尚”,那又会“念”出些什么“经”呢？首先，这样做顺理成章。南洋大学是新加坡本土大学，政府前去验收责无旁贷。教育部虽说没有洪业、钱思亮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家，但手中有的是权，一所“民营大学”敢对政府“审查组”说不吗？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其一，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使“南大”失去了一次最权威的“会诊”和“体检”机会。因为不知道差距所在，随之可能会继续“关起门来做国王”,教学在低层次中循环往复。其二，为行政权力在大学横行提供机会，权力寻租和外行领导内行等弊端会立马跟进。而政府的信誉因此会一落千丈。

    当时，李光耀才36岁，做总理仅几个月，但其治国的才能已让人刮目相看。

    由此使我想到当下域内的很多“审查”.一所地方大学能不能专升本，权力全握在教育厅手里；县公安局的警员开枪打死了人，主导调查的是市公安局；县医院出了医疗事故，前来“评判”的是上级卫生局；文明单位验收，清一色是市、县文明委；一个市“创卫”达不达标，全是官方的考评组说了算；考察一个“县长”合不合格，“县民”几乎没有置喙的机会和权利……这实在应该学学五十多年前的“李光耀思维”,应请些高人和“局外人”来“念经”.

    比如考察一所大学的质量，请全国乃至全世界顶级教育专家们前来审查，肯定比几个教育官僚关在屋子里做结论要令人信服得多。更重要的是，“异体监督”是有效监督的不二法门。一个警员开枪打死了人，一家医院出了医疗事故，请利益无关方的中立部门来调查，肯定要比“爹查儿子”有公信力……因此，应大力培育有资质、重信誉的各种民间组织，让“中立机构”在社会各项事业中大显身手。

    时至今日，“异体监督”云云，绝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很多人不愿说破的利益问题。道理很简单，只有“同体监督”（尽管效果甚微），才便于最大限度的掩盖问题，保护“同体”.因为同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二三十年，很多官员都到新加坡取经，也没有少往欧美、日本跑。但是，回到国内后，一涉及自身利益，“改革者”便退缩了，或按兵不动，或只喊不干，或装睡不醒，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反改革，比如：“公车改革”三十年改不了，“官员公布财产”的时机一直“不成熟”,国企改革越改越垄断，等等，大致原因都在这里。

    新一轮改革已经再出发，阻碍改革的壁垒在哪里，我看就是权力主导下的利益垄断，改革的斧头就应该劈向它。没错，好比打蛇要打“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