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国民党列支8万元宴请费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3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这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无奈，陈嘉庚连续3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

毛泽东拼凑一顿农家饭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