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卢珏应吴祖光之邀，一起去香港“大中华公司”拍摄电影《风雪夜归人》，就开始了他在香港的一段经历。
抗战时期，话剧《风雪夜归人》在重庆首演时，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的，当时卢珏在该社工作，他就和吴祖光认识了。抗战胜利后，复员到上海，剧社解散，卢珏就失业了。又逢父亲病死，没钱收殓，欲哭无泪，幸得同乡帮助，才把父亲丧事处理完毕。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吴祖光派人找上门来，介绍他到新民报去当职员，生活有了着落。不料半年后，新民报被封了，卢珏的生活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吴祖光又找上门来，邀他一同去香港拍电影，卢珏绝处逢生，感激万分，立即跟他一起由上海飞香港。
吴祖光是第一次当电影导演，需要有个得力的副导演协助工作，他在其回忆录《电影从业十年》中说：“我请来这位副导演就是绰号‘小广东’的卢珏同志……”他又说：“在正常情况下，副导演是导演的助手和学生，协助执行导演任务，我却是个例外。副导演是我的老师；电影分镜头也是卢珏搞的，我的一点电影导演的知识也都是从副导演那里学来的。”（1981年第四期《电影文化》）我们跟卢老谈起这段往事时，他坦诚地说：“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导演实践的。”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两个年轻人就这样闯进了香港电影圈，一连三部，在“大中华”拍了《风雪夜归人》和《莫负青春》，在“永华公司”拍了《山河泪》一片。
这时候，内战的烈火燃遍全国。为了避免中国的文化精英受到迫害，中共中央有计划地逐步将沪、宁、穗、渝的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一系列进步文化单位和群众团体。1948年底，相继建立起“大光明”、“南群”、“南国”、“大江”等进步电影公司。
卢珏被章泯邀去当副导演，在“南群”公司拍摄《结案》一片。后来又在“南国”拍了《冬去春来》一片。章泯是德高望重的影剧前辈，卢珏以师事章泯，他也很关心年轻人，卢珏原定追随他回内地工作，后因影片后期工作尚未完成，章泯让他留下，继续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进步影人纷纷返回内地，部分人员北上，部分回广州。留在香港的人没有片拍，生活困难。为了帮助他们，中共电影小组成员洪遒决定组织生产合作性质的同人公司，大家都是股东，又都是雇员，群策群力，共渡时艰。这个公司就叫五十年代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片《火凤凰》，导演是王为一，副导演是卢珏。第二部片《神·鬼·人》，拍完两部片，公司就结束了。
1950年，龙马公司成立，黄穆任总经理，朱石麟任艺委会主任，王为一、齐闻韶、卢珏一起加入龙马。
1951年，卢珏为龙马编了一个剧本《误佳期》，又名《小喇叭与阿翠》。开拍时，导演是白沉。1952年1月白沉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由朱石麟接手导演。
这部影片被香港电影界誉为经典之作，多次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作回顾展。
影片讲述香港本土草根阶层的故事：一个外号“小喇叭”的乐队喇叭手，与纱厂女工阿翠热恋，但苦于没钱结婚，两人拼命挣钱，都被种种意外花掉了，总是挣不到足够的钱供结婚之用。“小喇叭”辛辛苦苦用肥皂箱的木板自建木屋，又因这家业主要把地收回，将木屋拆除，使“小喇叭”的婚期一误再误。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小喇叭”常去阿翠家，屡屡在木屋前踢到一块石头，几乎摔跤，起初观众以为是一般的噱头，到木屋被拆除时，才知道这是某洋行所拥有的地界，暗示着普罗大众的苦难都是帝国主义和买办们造成的。最后纱厂女工们设法让出宿舍的一个房间给他们做新房，这才让他们结成了婚。影片真实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中草根阶层的生存状况，受到观众热捧，以至满街群众都在说“小喇叭”.
我们向卢珏询问：这个戏的创意是从何而来？他说：“当时从报上看到：盖大楼的人没房子住；成天替别人办喜事的人，自己结不了婚，就产生了制作的动机。”我们说：“这就是戏的内核，就是所谓的‘戏核',把这个’戏核‘抽掉，戏就没了。”我们又问：“这块老是让小喇叭摔跤的’界石‘是从哪来的？”他说：“沙头角的中英街不是有块’界石‘吗？……”他这一说，这块“界石”就有了深长的意义了。
香港资深电影学者林年同高度肯定这部影片的成就，认为“影片那种接近完美的手法，超过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特别是《米兰的奇迹》的成就。《误佳期》同时发展了中国电影的喜剧传统，它是《马路天使》、《哀乐中年》以后最佳的表现，它的出现，促成了中国电影中喜剧学派的形成。”（见于《林年同论文集》）作为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之一的编剧卢珏，在这个历史时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2年1月，港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司马文森、齐闻韶等10人，先后递解出境。卢珏也在此时离开香港。在这之前，卢珏与齐闻韶住在一起，齐闻韶感到形势不妙，要他搬到别处住，两人分开，以免同时出事。当港警上门抓人时，卢珏已经搬走了，幸免被捕。香港进步电影领导人廖一原叫他回广州暂避。卢珏回广州，寄住在“文联”,仍旧和司马文森一起搞海外宣传工作。从此和香港断绝关系，不和任何人联系，不活动，不谈往事，蛰居独处，直到1954年，才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仍旧当副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