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末期，由于国民党滥发纸币，搞得民不聊生，连黄埔军校学生的伙食也受到了极大影响。虽然军校当局给军校学生涨了伙食费，但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在黄埔第23期学生入伍到升学这段时间，学生们普遍反映伙食差。军校为稳定学生情绪，又要求“国防部”改发银元。改发银元后，学生的伙食得以稍稍改善。但伙食标准市场价值稳定后，各单位伙食质量仍旧不高，加之管理水平低下而问题频发。

“吃不饱饭”的三个原因

    在黄埔第23期学生时期，大多数学生的感受是“吃不饱饭”.每次开饭时，大家都抢着去捞稀饭中的米粒，为此经常受到训斥。

    饭不够吃，原因有三：一是管理伙食的人员有贪污现象，管理方法也有问题。原来军校学生每天每人应领军米28两（16两老秤），加上副食本可吃饱。但由于从校部军需处发到总队部，经大队、中队层层克扣，再加上一批“白吃饭”的，到学生嘴里自然少了许多。还有炊事人员从中渔利，每次煮饭都故意把饭煮焦，锅底的锅巴按炊事管理不成文的规定，归炊事员所有，他们拿锅巴向当地老百姓换东西。

    二是副食费本来就不多，可大队、中队里的一些杂项开支，都得由这笔钱里出。如给军官们加菜的钱（军校历来是军官和学生分灶吃饭）；学生外出的便服不合身，改制的手工费；在一些校区没有电灯，晚上自习课点汽灯的灯油费等，都要花副食钱。这些费用本来都有专款，但在军校后期却不知去向，结果是学生们只好喝有汤没有菜的“玻璃汤”.

    三是新生刚入伍，饭量普遍都超过当时军校每天每人一斤半的定量。四川的冬天并不寒冷，是进行野外训练的好季节。学生的运动量增加了，本来就吃不饱的饭更不够吃了。宽裕的同学可以到校门口偷着买锅盔（烧饼）吃，而多数同学手头拮据，只好挨饿。

学生们的“高招”

    学生们分科升学之后，各总队的伙食要好一些，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吃不饱。许多学生在课余偷偷出来买几个锅盔塞在包里带回校内，有的学生无法出大门，就从校围墙竹篱笆孔中塞出钱来买点吃的。校方知道后，禁止学生买零食进校，但仍有学生把自己入伍时从家中带来的和亲友送的几个银元换成锅盔饱腹。后来校方禁止，学生就托炊事人员和外出当采买值班的同学捎来，其条件当然是给点“跑腿费”.后来，随着解放军日益逼近四川，成都市内的许多有钱人家急于把粮食等抛出，换成黄金、银元。因而军校的伙食也突然有了好转：各总队一般都能保证每周吃上一次大肉。

    为办好伙食，当时的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徵曾要求各单位养鸡、养鸭，利用空地种菜。各单位在房前屋后均种了一些蔬菜。军校收益较大的是驻双流的特务团：除留下自己吃的外，还把其余的青菜、白菜、萝卜等蔬菜分配给本校教职员工。关麟徵对特务团提出通报表彰。但其他单位的养禽种菜却收益很小。

 军官吃空缺

    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军校硬性规定：凡军官的薪俸下发时由财务处扣除20%.而这笔被扣除的钱，军校却采取吃空额的方法来弥补，于是暗中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队长可吃12个空缺；中队长可吃8个空缺；区队长可吃4个空缺。中队长、区队长、司务长等人在军校食堂白吃饭不交钱。可以白吃的还有炊事兵、理发兵、洗衣兵、木匠等，几乎都是军官的亲属或朋友。

    如此吃空缺，又影响了学生的实际伙食标准。学生每月的津贴费，总不能按时发给，压上三五天是常事，晚发几天则大有文章：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有时一天涨几次，军官们用津贴费先买一批货，压几天出手，就有一笔油水到手，但却把学生坑苦了。因为按时发津贴可以买30个锅盔，但晚发几天就只能买10多个了。

因挨饿而罢课

    黄埔军校以高强度的人体极限来训练学生，让吃不饱的学生们苦不堪言。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驻新都的第23期第1总队第2大队第6中队有位身材高大的东北籍学生是机枪手，训练中消耗体力很大，加上饭量也大，因此天天挨饿。一天下午，第6队全体学生在教室上课，他仰首望着天棚，像是在想什么问题，没注意听讲。值星官责问他想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想锅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回答会引起哄堂大笑，但这次同学们都表情严肃，一声不吭，大家对值星官怒目而视，因为大家都饥肠辘辘。第二天早晨，总队集合点名，在第6队列队的地方只有几名军官，学生一个也没有来。

    当时，总队长董桂森在成都校本部开会，由上校王副总队长主持工作。他命令中队长去催促，中队长回来说：“没有一个学生起床，说是饿得起不来了。”王副总队长虽满脸怒气，但却不知所措。他顾虑的是第6队全部是东北地区来的学生，不便贸然处理。而且局势紧张，学生们经过几次实弹射击，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武器，有一定的战斗力。如果处理不当，激起变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队长董桂森闻讯由成都迅速赶回新都营区，来到第6队学生宿舍，像个老大哥一样，进屋就喊：“起来！起来！快！还像个军人吗？不像话。”董总队长是东北人，东北地区来的学生特别信任他。学生们一听董总队长来了，犹如紧急集合一样，几乎同时起床，围住他痛哭流涕，诉说吃不饱的冤屈。董总队长下令先吃饱饭，然后按常规参加训练。

    后来，王副总队长在总队军官会议上说：“这是罢课，是黄埔建校25年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情。”他认为一定“有背景，建议追究幕后指挥者，严加惩办”.但董桂森坚决反对，说：“这些学生迢迢万里来到军校，现在有什么背景？他们在当初要想投靠八路军，走出沈阳几十里就能找到，何必来四川？他们吃不饱，你们还压制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奇怪的！”接着把全体军官训斥了一通。

    这样，这件黄埔“罢课”事件，就简单地结束了。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