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明朝大隐士，和董其昌齐名，也是同乡。一个在野，一个在朝，名动朝野，士人趋之若鹜。他们共同创立了绘画上的“南北宗”之说，流传至今，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至于陈继儒的为人，鲁迅在《隐士》一文中曾说：“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做一个笑柄。最显着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鲁迅并没有明确表达观点，但语气里似有不屑。当然，陈继儒并非朱熹之类道貌岸然之辈。他标榜清流，好名，除了喜欢结交于达官贵人，并无什么恶名。何况他20年不踏入城市，至少在自律上，够得上是一个真隐士。而人们对他讥讽，说穿了，是有几分嫉妒的。

    陈继儒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通儒、释、道。书、画、诗、文俱佳，又精书画，古玩鉴赏，可以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他无一不通，几乎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通人。

    中国的士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道学家，以天下为己任，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韩愈、曾国藩在此列。一类是癫狂张扬，被视为狂诞悖戾、蛊惑人心的狂生。明朝的李贽，魏晋的嵇康都属于这类人。而第三类人，就是陈继儒这等聪明人了，他们既不愿和当权者合作，也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侠士信念。他们懂得权衡利弊，懂得利用自己的名气捞取价值，是金钱名誉两不误的现实主义者。宋代的林和靖、清朝的袁枚都是此间高人。他们都曾被人诟病，但听来都像是迂腐的牢骚，并不伤及他们什么！世人逐利，本无什么可以谴责的，只要没有董其昌这种引来人神共愤的恶行，用名气换来最大利益，至少是不失体面的识时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好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干卿何事！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虚妄，甚至是荒诞的理想不过只是一个惬意的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陈继儒之类的隐士都是深知其中三味的，留七分正经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陈继儒《小窗幽记》）。这种堪破世事的清醒，非入道者不可以悟到。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工。少年既有才名，不到三十，即取儒生衣冠焚弃而自命隐士，绝意仕途。这一方面和他对现实的失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性格有关，在《告衣巾呈》中，他曾说：“长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在《自题小像》中，他又说：“读古人书，识古人字。淡然无营，履脱名利。不出户庭，短褐茹粝。为圣人氓，如此而已。”情愿做圣人下面的平民百姓，也不愿在官场上追逐名利，这是他清醒的一面。通俗点说，就是比较识趣，知道自己不是时代的弄潮儿，是吃几两干饭的。如果拿他、董其昌和后来的李鸿章、俞曲园相比的话。李鸿章、俞曲园同为曾国藩弟子，但一个热衷仕途，一个酷爱读书。所以曾国藩说俞曲园拼命读书，李鸿章拼命做官。这都是性格成就命运的写照。

    不是道中客，休作弄巧人。陈继儒是懂得这种人生技巧的。钱谦益说他：“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谋，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短短几句话，就概括了陈继儒精于谋略，守信誉，重承诺的一面，这其实是他做人的根本。现代人既缺少信誉，又想名扬天下，哪有这种便宜的好事。

    又说他，交友显贵，具有条理。这是他不卑不亢，性情稳重的另一面。人贱，会被人瞧不起，太高傲，又会让人敬而远之。这种圆滑的处事技巧，成就了陈继儒一生，使他既得以逍遥自在，又不缺安身立命所必需的银两。一文钱憋死英雄汉，这种刚烈的，陋儒的悲剧，是不会发生在他身上的。

    陈继儒有《晚香堂小品》、《白石樵真稿》等着作传世，但他最着名的，还是那本流传至今，畅销不衰的小品文《小窗幽记》。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