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分析过绍兴人为什么不喜欢“绍兴”:“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

    周作人分析的理由有些牵强。绍兴古称越、会稽，春秋时代是越国的都城，南宋高宗赵构以“绍祚中兴”激励自己，改越州为绍兴，把它作为临时首都，绍兴有继往开来、繁荣昌盛之意，这个名字还不够古雅吗？比它直白稚拙的城市名称无以计数。“绍兴人满天飞”,说明绍兴人脑子活、识时务，生存能力强，看不出有什么贬义。

    倒是绍兴师爷的说法多少影响了绍兴人的名声。绍兴师爷处世精明，八面玲珑，做事审慎，善于言辞，但同时又奸刁乖巧，工于心计，诡诈多端，嗜爱钱财，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当年跟鲁迅打过笔仗的梁实秋，曾就鲁迅的籍贯加以讽刺，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陈西滢、苏雪林也就这一点攻击过鲁迅。可见，师爷、刀笔吏这种名声都是鲁迅所忌恨的。但是师爷毕竟是有一定地位、有一定文化专长的读书人，不是穷苦下层引车卖浆者所能为，这不应该是鲁迅从感情上抗拒绍兴二字的理由。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少年经历决定着他的人生走向，决定着他的性格特点。我们不妨从少年鲁迅身上寻找原因。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绍兴一个官宦家庭，但在他13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迅速败落。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家庭的败落让身为长子的鲁迅过早地背负了沉重的家庭负担，品尝到生活的艰辛，这当然给他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阴影。鲁迅的祖父周介孚33岁（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曾在京做官。因此，科场舞弊案在当时的绍兴肯定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甚至是丑闻，这种不好的名声给家属带来的精神压力不可谓不沉重。其后父亲重病缠身，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悸的状态中，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经济压力，更是精神上的压抑。请注意这一句话：“在侮蔑里接了钱……”我以为，让鲁迅感到侮蔑的决不仅仅是质铺里的伙计，也许还有周围数不清的熟人，甚至是同族亲人。

    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称祖父还在狱中，坚决不肯签字，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这件事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1919年12月初，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年初的时候，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变卖绍兴老屋是因为“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这里面很可能与族人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即使是本家亲戚，也因为家庭的变故，变得冷酷和势利起来，这不禁让敏感的他对家乡和家乡人产生一种憎恶心理。正是在绍兴，鲁迅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人生丑恶无情的阴暗面，让他对故乡在感情上产生了隔膜，这是后来鲁迅不愿提起绍兴、不喜欢绍兴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造成鲁迅不喜欢绍兴的原因，我以为和他的夫人朱安有关。朱安也是绍兴人，鲁迅对这一段婚姻痛心疾首，称：“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绍兴不仅促发了鲁迅一段噩梦般的痛苦婚姻，还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故乡，在鲁迅的感情生活中，这无疑是一处伤心之地。

    痛苦的少年经历、不幸的婚姻生活，这也许才是鲁迅不喜欢绍兴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