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到19世纪，印度次大陆上动荡而纷乱，中央王权衰落，小王朝纷纷兴起，英国人势力扩张。然而，混乱中孕育着碰撞交流、纷争里暗藏生机，不同的权力体以各自的方式显示权威与荣耀、展现优雅与奢华，共同铸就了印度宫廷文化的辉煌时期。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印度在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数千年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及莫卧儿王朝等强大帝国使印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它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诞生地，也受到了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
18世纪到19世纪，是印度经历巨大的政治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时期。1700年，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王朝莫卧儿帝国已经控制了除印度最南端以外的整个次大陆地区。然而，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上维持中央集权并非易事。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印度莫卧儿帝国第六位皇帝，1658年至1707年在位）去世之后，几位继任者在能力和资源上均不如前辈，帝国逐渐衰落和瓦解。莫卧儿王朝的地方官员纷纷宣布成为独立统治者，而在其他地方，成功的将领开拓出新的邦国，古老的王国也重新宣告独立。这段历史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段充满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时期。但近年来的学术观点对这段时期提出了更具动态性的见解，认为在这段历史时期，新的邦国成功建立，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取代了统一国家的观念。
也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一家贸易机构转变成一股开疆拓土的政治势力。通过战争、兼并和结盟，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早期，控制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巨大的政治变革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变革。在印度各地统治者的资助下，华丽的宫廷绘画和精美的宫廷器物不断涌现，帮助各方统治者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反映出权力的更迭和影响力的消长所带来的王室地位以及宫廷文化的变迁。
宫廷朝会：威严与奢华并举
宫廷朝会（darbar）是18至19世纪的印度统治者表达和行使其权力的主要场合，“darbar”一词源自波斯语，朝会不仅是统治者权力和权威的彰显，也是处理邦国事务的场所。朝臣和贵族都要遵循严格的礼仪规定出席朝会。
最正式的宫廷朝会，如国王的生日朝会等，是一场盛大的公开活动。国王身着华服，佩戴珠宝，手持仪式性的武器，象征王权和王室职责的仪仗围绕在他身边。朝会上，国王通过服饰及用品将自身与他人区别开来，王座、牦牛尾拂尘、孔雀羽扇、头巾装饰均为君主专用的物品，是彰显王权和地位的重要手段。
印度宫廷最显着的特征之一，是纺织品的大量使用，宫廷中的大部分陈设都是纺织品。这些陈设通常装饰华丽，用于标明统治者的座席或营帐的纺织品尤其富丽。在一个典型的宫廷朝会场景中，通常将称为“盖蒂王座”（gaddi）的红色地毯置于中心位置，与后方的长条靠枕一起，构成了象征权力的座席，界定出属于王者的空间。王座后方设牦牛尾拂尘和孔雀羽扇，均为印度君王所专有。牦牛尾拂尘是固定在精美手柄上的一束牦牛尾毛，是印度最常使用的一种王权象征，在统治者的两侧，各有一名专职的侍者轻轻挥动这种礼仪性的拂尘；孔雀开屏代表神明庇护，一个由孔雀羽毛扎成的箭筒形状的羽扇，象征着国王是保护臣民的角色。
珠宝对提升国王在宫廷朝会时的形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者身上佩戴的宝石能够彰显其权力和财富，头巾上的珠宝更是为王者所独有。到18世纪，随着莫卧儿帝国势力的衰落，头巾装饰才逐渐流传开来，但仍不失为权势的象征。
在朝会上，为彰显统治者的等级地位，国王通常会向大臣、贵族或其他重要来宾赏赐礼品（dana）。臣民们也会向统治者奉上礼品来表示效忠。在这些复杂精细的朝会仪式中，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呈上帕安。帕安是用槟榔叶包裹槟榔果、酸橙和香料制成的一种食物，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当统治者将这种食物赐给侍臣和来访者时，示意着会见的结束。
宫廷朝会的礼节各不相同：在莫卧儿宫廷，除统治者外，所有人都需站立；而在印度教和锡克教宫廷，统治者往往坐于中央，贵族们则围坐在他身边。
兰吉特·辛格是当时一位传奇式的锡克教领袖，他的黄金王座是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最着名的藏品之一。兰吉特·辛格本人身材矮小，只有一只眼睛，却在1799年至1839年在位的四十年间，统一了锡克教的各个部族，在北印度以拉合尔城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王国。他不仅是当时最杰出、最具号召力的统治者之一，而且还是一位英明的将军和战略家，他推动了农业、工业、贸易和艺术的发展。
兰吉特·辛格曾于1818年占领了木尔坦城，他很可能是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而制作了这件王座。王座以纯金包裹木材制成，不仅彰显了他的财富和权力，还揭示出锡克教宫廷文化的多样性：王座的设计理念和中部收窄的形状可能来自双层莲花瓣，而莲花在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中象征着纯洁和创造；八角形的横截面形状则来自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而兰吉特·辛格本人又是锡克教徒。这一件物品，足以体现其宫廷中多种宗教元素的融合。
宫廷之内：优雅娱情
王宫不仅是王室大家族的居住地，也是处理国事的场所、朝臣活动的舞台、军队驻守之地以及匠人作坊的所在地。印度的宫殿通常分成三个独立的区域：用于宫廷朝会和其他宫廷仪式的公共区域、统治者的私人居室、女眷居住区。
一夫多妻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宫廷很常见，君王们往往出于政治结盟的目的而娶妻，因此妻室众多。王室的女性在宫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宗教和艺术的重要资助人。
事实上，印度统治者的“私生活”--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和消遣娱乐都高度公开，而且具有政治意义。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参加的宫廷娱乐活动包括下棋、聆听音乐和诗歌、观赏舞蹈表演，以及欣赏绘画作品。
位于南印度迈索尔土邦的统治者们就是一群艺术与文化的伟大庇护者。大君克里希那拉贾·沃德亚尔三世对印度棋类游戏怀有浓厚兴趣，他既能在各类现有游戏的基础上进行变化，也能创制全新的游戏。他所留下的一个棋盒，将其活动面板向外翻开，就成为可以玩十一种不同游戏的棋盘。
现场音乐表演是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们通常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资助人。印度的古典音乐因此而得以流传下来，不同的宫廷发展出各自的独特风格。名为“塔乌斯”的孔雀形状的弦乐器，功能性与装饰性兼备，是当时北印度尤其是旁遮普地区常见的乐器之一。弓弦乐器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晚始于10世纪。这种乐器的别致造型体现了设计者的优雅情趣和想象力，琴尾甚至装饰有真正的孔雀羽毛。
宫廷生活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如王者个人的敬神活动、庆祝宗教节日等。绘于1735年的《亲王与贵妇庆祝提吉节图》描绘了印度宫廷中提吉节的庆祝场面。提吉节是印度教女神帕尔瓦蒂的节日，是纪念她与湿婆神结婚的日子。提吉节一般在7月底至9月初举行，是在酷热结束之后、迎接雨季来临的节日，同时也是妇女祈求婚姻幸福、配偶与子女安康的节日。节日期间，树上会挂起无数秋千，妇女们唱歌庆祝雨季来临。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这个时节被视为浪漫而充满情欲的季节。雨季的来临预示着丰饶富足、万象更新，正如画中青葱的花园与天空中的蛇形闪电。妇女们衣着华丽，有的用染了指甲的手抬着帕尔瓦蒂女神像，有的在芒果树下嬉戏玩耍，生机洋溢。
宫殿之外：展示力量与权威
为了在臣民面前展示至高无上的地位，证明其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保护人民免受外敌侵袭，印度的统治者在宫殿之外所展现的形象和作用，对维护他的地位和权威同样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盛大的游行和狩猎当中。
国王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在王室庆典和宗教节日的盛大游行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统治者身着华服、珠光宝气地骑着盛装的大象或马匹；侍从们手持华盖、牦牛尾拂尘、孔雀羽扇和权杖等各种王权的象征物，簇拥在他周围。
绘于1850年的《科塔的拉姆·辛格二世游行图》（17版封面图）即展现了这样一个场景。这幅作品中，科塔大君拉姆·辛格二世（印度北部科塔地区统治者，1828至1866年在位）头顶绿色的光环（尊贵地位的象征），得意洋洋地骑着装扮华丽的大象，在街道上行进。四名手持拂尘的侍从为他扇风，侍者手持各种乐器、武器和象征王权的物品拥护左右，城中女人们聚在露台上观看。这样热闹的场景似乎还不足以娱乐这位大君，在他所骑乘的大象的长牙上托起一个平台，一名舞女正在上面表演。
根据古代印度的文字记载，统治者属于武士种姓，其主要职责是战斗和保护王国。对于所有印度统治者来说，军事才能是王权和王道的核心。统治者在体魄和心智方面都必须具有带兵征战的能力，有时连王室的女性都要习武。作为权力的象征，在公开的仪式上以及对国王的形象描绘中，武器也是必不可少的物件。
当然，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君王骑乘大象的雄姿。在印度，大象是力量、财富和昌盛的象征。在古代和中世纪，大象在印度的军队中代表着力量和威吓，直到19至20世纪，猎虎活动中仍然使用大象。大象在皇家动物饲养苑中地位崇高，用于重要的宗教和世俗游行。印度的君王骑乘大象出行时，会使用象轿。象轿是用绳索固定在大象背上的座位，仪式中使用象轿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体现皇家大象的威风和华贵，制作尤其精致。
狩猎是一项颇受印度君王欢迎的消遣活动，也为统治者提供实际的征战经验，表现其勇武气概。18世纪，科塔的画师们因对王室狩猎活动的出色描绘而闻名。在一幅杜尔贾恩·萨尔大君（1723至1756年在位）死后绘制的作品中，这位大君仅凭借高草的掩护，就近距离猎杀了一头狮子，展现出一个勇敢无畏的神射手形象。画面上茂密的草木，仍然遮不住这位被光环和珠宝装扮的骁勇猎手的神威。
西方的影响：文化交汇时代的印记
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善于吸收和改造来自外国的影响和思想，无论这些影响和思想是由商人还是由殖民者带来的。17至19世纪，欧洲各大贸易公司将西方的产品和技术带入印度，其中最着名的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统治者对来自西方的珍奇商品兴趣浓厚，并将它们吸收到了自己的宫廷文化中。
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西方对印度宫廷生活的影响日益显着，尤其是在阿尔果德、穆尔希达巴德和勒克瑙等中心地区。这些邦国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依赖东印度公司，逐渐养成了取悦外宾的习惯，他们从欧洲定制奢侈品，甚至资助在印度的欧洲艺术家。许多印度统治者开始效仿西式的习俗，学习欧洲的生活方式和做派。他们为此建起了欧式的宫殿，订购西式的产品进行装饰。西式的风格逐渐成为王室身份象征的一部分。同时，一些在印度次大陆度过大半生的欧洲人也在许多方面接受了印度的生活方式。
这种混合的文化特征，在当时的绘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绘制于1760年至1764年的《东印度公司官员露台坐像》（上图二），画中的主角是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长期居住于印度的欧洲人威廉·富勒顿。画面上富勒顿坐在华丽的地毯上，靠着长枕，抽着印度特有的水烟，身后两个仆人手持牦牛尾拂尘，身边不远处有玫瑰水洒壶、一把剑和一个槟榔盒（这些物品通常都是印度的王室标志），宛若一位印度君王，唯有其穿戴的服装透露出他是一个欧洲人。而另外一幅描绘富勒顿的印度情人穆塔贝的《抽水烟的贵妇像》（上图一）则是另一番景象：穆塔贝并没有像传统的印度人一样席地而坐，而是“坐”在一把西式椅子上--显然还没有习惯西式的坐姿。
与此同时，西方绘画技法已经引入印度宫廷。《穆罕穆德·阿里可汗像》即为一个最初的例证。它由在印度工作的第一位重要的英国肖像画家蒂里·凯特尔创作。凯特尔1769年抵达马德拉斯（今印度金奈），在那里停留了两年，其间他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绘制了一些精致的肖像，还创作了一些表现当地生活场景的优秀作品。由于在马德拉斯的成功，他受到委托，为阿尔果德和卡纳提克地方行政官绘制了这幅威严的肖像。如果将这幅肖像与同时代的《梅瓦尔的阿玛尔·辛格二世像》（左上图）对比，差异明显。两幅画同样是等身肖像，画中的统治者的衣着穿戴也极其相似--象征王权的头巾装饰、珠宝、腰带、匕首、剑和白色棉布长袍，但在画法上则完全不同：后者以传统的印度肖像画法绘制，为侧面像，人物后没有背景；前者是纯粹的西方布面油画，为正面像，以西方古典的柱子、栏杆以及帘幕为背景。这一对比也是印度18至19世纪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王权及艺术在西方影响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