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收取过了，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当时各地是怎么收取这一费用的，又有什么缺陷。

    广州按垃圾桶收费

    整个民国时代，广州一直得风气之先，卫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先看广州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1930年，广州市政府规定，全市每家店铺和每个家庭，都要缴纳“清洁费”,卫生局上门检查垃圾桶数量，每个垃圾桶每月要缴毫洋3角。毫洋是民国前期广州通行的主要货币，购买力比现在的人民币大得多，民国二十年广州市政府秘书处主编的《新广州》第四期刊登过一份《广州市零售物价表》：大米每斤卖到毫洋8分，牛肉每斤卖到毫洋6角，菜籽油每斤卖到3角3分，咸鸭蛋每个卖到毫洋2分。从购买力角度看，那时候1角毫洋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五块钱。所以每个垃圾桶每月缴毫洋3角，相当于每月缴十几块钱。

    我们且不管这个收费标准是不是合理，单看它都有哪些漏洞。

    很明显，一户人家的垃圾桶比较多，并不表明他们制造的生活垃圾就一定多，所以这样收费虽然简便易行，却于理不合。

    其次，卫生局没法保证上门检查的时候人家不把垃圾桶藏起来，四世同堂一大家庭，几十口人一块儿过日子，本来家里摆了七八个垃圾桶，一听卫生局来人，赶紧把桶放橱柜里，说是他们家的米桶，不是垃圾桶，你敢奈他何？

    再次，人家装垃圾也可能不用桶，而是用盆，用筐，用废弃的面口袋，你按什么标准把它们折合成垃圾桶呢？即使都用桶，桶也分大小，康师傅桶面的纸桶，跟汽油桶肯定相差甚远，要是不管大桶小桶都执行一个收费标准，那么您能想象得到：为了少缴费，市民所用的垃圾桶将会越来越大，直到一个小区共用一个巨型垃圾桶为止。这就叫“大桶驱逐小桶”,类似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

    北京按房子收费

    广州收的是“清洁费”,北京收的是“卫生捐”.叫法不同，实质一样，指的都是垃圾处理费。

    193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一项文件，规定卫生捐按住房的等级和数量收取。当时市政府把住房分四等：草房、灰房、瓦房和楼房。草房就是茅草屋，也包括用铅皮、木板、土坯搭建的简易房；灰房是平顶的，屋顶用洋灰抹面，现在叫平房；瓦房主要指四合院；楼房即小洋楼，这种新式建筑当时在上海、广州、青岛、汉口乃至天津等城市到处都是，在北京却相当稀少，被视为是最牛的住房，非有钱人不能享用。

    当时规定，每间草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15元（银元，下同），每间灰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3元，每间瓦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45元，每间楼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8元。

    那时候各大城市都在征收“房捐”,也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酝酿的房产税，北京的房捐跟卫生捐一样，也是按房屋的等级和数量收的，草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灰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乃至楼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都有明确规定。鉴于此，政府上门去收房捐的时候，捎带着把卫生捐也一块儿收了，所以有时业主会把卫生捐也归到房捐里头，统称房捐。

    民国短短几十年，北京的政权几经变幻，北洋时期有北洋的一套征税办法，国民政府时期有国民政府的一套征税办法，日伪时期有日伪的一套征税办法，有时候不征卫生捐，只征房捐，有时候不但要征房捐和卫生捐，还有消防捐、公益捐、门牌费、贫民教养费等名目，历史教科书上说那个时代“苛捐杂税”,是很贴切的。

    杭州按房租收费

    1933年，杭州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个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这个办法跟北京的类似，但不是按房屋等级和数量收，而是按房租高低来收。

    比如说，一家商铺，每月租金如果在5元（也是银元）以上、10元以下，那么店老板要缴0.15元（也是每月缴一次）；如果月租在10元以上20元以下，店老板要缴0.3元；月租在20元以上30元以下，缴0.45元；月租30元以上50元以下，缴0.8元；月租50元以上，缴1元。而如果月租在5元以下的，不用缴费。

    有朋友问：如果人家店老板是用自己的房子营业，没有租金怎么办？好办，政府按周边商铺的房租水平，替他定一个租金标准。

    还有朋友问：那如果租户为了少缴费，跟房东串通好，故意隐瞒租金标准呢？譬如说，小明租小红的房子，本来每月付给小红8块大洋的租金，应缴0.15元的垃圾处理费，可他对税务稽查员说：“我每月只付3块大洋的房租，按规定，不用缴垃圾处理费的，不信你问房东去。”像这样偷逃垃圾处理费的朋友，还真不是没有，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这样的：

    如果业主或租户报出的租金标准明显比行情低得多，政府就有权按这个自报的租金标准来强租你的房子，然后再转手租出去。这一招儿很高明，值得现在的领导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