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的中共海外组织在东京成立。这是一个在上海文化系统中共负责人周扬的指示下，由林基路主持的中共秘密组织。从成立到结束，它仅存在了两年多，但在致力于开展进步文化传播和抗日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由于孤悬海外，加之上海、东京当时均处于非常状态等原因，这一组织的活动情况一直不明。直到近期一批史料的重新出现，才让它的面目渐渐清晰。那么，在当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的大环境下，这一组织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东京曾同时存在两个中共秘密支部

    事实上，这个时期东京出现了两个秘密而相互没有组织关系的中共支部--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以下简称“文委东京支部”）和中共北方局东京支部。但相对于北方局支部来说，文委东京支部的资料更少，研究也更少。

    为何此时东京会同时出现两个中共支部？这要从中共组织在日本建立的源头讲起。

    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方兴未艾，很多进步人士成为共产主义者。中国国内许多崇尚新思想、苦苦追寻中国未来出路的年轻人东渡日本，或避祸，或求学，对马克思主义耳濡目染。到上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国内受到压制，迫使更多进步人士来到相对限制较少的日本。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4月由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遣送回国，1924年周佛海也回国，同年9月脱党，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就结束了。大革命时期，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中共东京支部正式成立，且组织更加壮大。这一阶段东京支部的负责人有黄鼎臣、郑汉先、童长荣、王步文等。由于1928年在日本组织留学生成立“反日大同盟”,多位支部领导人相继被遣送回国。在接任支部书记的李葆华1932年回国后，中共东京支部一度陷入瘫痪。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京“左联”领导下的、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重点的革命文化运动为中共东京支部的恢复创造了条件。1934年春，在中国“左联”的指导下，东京留学生林焕平、林基路、陈子谷等恢复了东京“左联”组织。林焕平任书记，与在上海的“左联”领导人周扬保持单线秘密联系。在东京“左联”的影响和支持下，留日学生成立了30多个抗日救亡文化团体，到1935年夏，东京留学生的革命文化运动初步开展起来。

    进步学生秘密分头寻找党组织。1935年夏，东京“左联”领导人林基路回国，向中共上海文委负责人周扬提出在东京留学生中建立党组织。9月，林基路回到东京后，与骨干积极分子官亦民、陈洪潮等组建了党支部，官亦民为宣传委员，陈洪潮为组织委员，林基路为支部书记，这就是“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

    举办鲁迅追悼会鼓舞留学生

    支部成员李云扬、伍乃茵之子李胜利告诉记者，两个支部在东京的活动虽然多有合作之处，但由于秘密工作之故，彼此都不知晓对方的存在。但在革命救亡方面的热情，双方却都是非常高涨的。

    文委东京支部成立后，发展了一批优秀党员，如陈健、梁威林、李云扬、张建、伍乃茵、侯甸、邝启常、蔡北华、梁薇娟、苏曼、黄维克、梅景钿、潘沃权、李隆等。其中不少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根据文委东京支部老党员陈健、梁威林的说法，支部建立之初，就着力加强对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领导，并把党员派到各个群众组织中去。他们曾采取党团形式，分别设立学生党团、艺术党团、社会科学党团、妇女党团等，拓展阵地，并利用不少留学生喜欢学习世界语的机会，开办学习班，在教授世界语的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陈健、梁威林指出，文委东京支部特别加强对“文化座谈会”这一群众组织的领导，调派了梁威林、李云扬加入，使其从基本成员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很快地发展到七八十人。在当时东京留学生众多半秘密的革命群众团体中，“文化座谈会”是人数较多、组织较健全、学习较正规的一个组织，培养出了一批革命骨干。通过它，文委东京支部还联系了“社会科学座谈会”、“现代问题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等群众组织，并邀请郭沫若作《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报告，又组织举行了鲁迅先生追悼会。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美鲁迅的讲话，使留学生受到很大教育。

    冒险把抗日重要文件带回东京

    根据陈健、梁威林的回忆，1936年夏，陈洪潮因事回国，同年冬，官亦民回上海工作。支部书记林基路先后决定组织委员由陈健接替，宣传委员由梁威林接替。1936年东京“左联”解散后，陈健于8月被派往上海找周扬请示工作。恰逢周扬离开，未能得见。10月，陈健再次去找周扬，经过5个交通站的努力，两人在法租界霞飞路见面。周扬给了一份小字抄写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给陈健带回东京传达。在该文件中，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内容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周扬嘱咐陈健先默读记熟，遇到意外情况立即销毁。陈健返回东京经过神户时，果然碰上严密检查，他立即烧毁文件，到东京后将文件的主要内容默写出来传达。

    1937年4月，林基路、梁威林、李云扬、伍乃茵先后回到上海，文委东京支部支委仅剩陈健一人。“七七”事变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环境越来越险恶，陈健于8月初率领党员和“文化座谈会”成员30余人离开东京回到广州，并迅速投入抗日大潮中。1938年三四月间，文委东京支部的组织关系由陈健、梁威林移交给广州市委，党员由市委接收。这一中共海外秘密组织，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仅东京就有约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左翼文化人士。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认为，文委东京支部所能联系和影响者，约达500人。

    文委东京支部的成员多时曾达50余人，其中两广籍党员众多。先后五名支委中，梁威林、官亦民是广西人，陈健是广东东莞人，林基路、陈洪潮是广东台山人。曾庆榴指出：“这个冠名东京的支部，其实与广东的革命历史有一定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当南方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时，在广州暗地里却出现了不少左翼文化社团，还有为数相当多的读书会和读书小组。当时不少进步青年为之吸引，想方设法加入，为参加其中的活动而甘冒坐牢杀身之险。”而在日后广东各地的抗日、革命活动中，也处处可见“留东同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