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陈布雷这一生，对蒋介石堪为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诚如致蒋介石遗书中，陈布雷剖心之论：“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陈氏弃世一周年，他的昔日同僚陶希圣尝谓：“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地希望。在他自卑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

    在“党国”危如累卵之际，陈布雷猝然自戕，必然在他身后留下诸多飞短流长，纷纭臆测。从陈氏遗留之生前文稿，与近十封墨未干的遗书，可明显透露其厌世的真正原因。印证当时国民党诸要员的追念文章，不仅可以看出死因端倪，也可以从国民党方面的视角，对陈氏死亡之谜，找到另一个可资寻思的路径。

    譬如，在陈布雷去世前两天写的杂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似乎可以从中追索出他思想日趋灰色的幽微：“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事发当天，蒋君章是进入陈布雷房间，察觉陈氏已亡故的第一人，他曾将亲历目睹陈布雷自戕身亡之情景，于1949年陈布雷之忌日，写成《悼念布雷先生》文章。

    文中详细屡述了当天情境：“……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吧，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

    “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

    因见陈布雷房门紧闭，为一探究竟，蒋君章要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设法打开陈布雷房间的气窗，陶永标、蒋君章两人慌慌张张打开房门，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在他们面前，蒋君章写道：“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一阵忙乱之后，连同蒋介石的专用医师在内，一共来了三位大夫，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急救无效。这时，除了蒋君章，还有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等高干，聚拢在一块商量该怎么处理陈布雷的后事。第一时间，他们担心该如何对外发布消息，陈布雷给蒋君章的遗书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交代：“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被发现自戕身亡后一个小时，“总统府”第二局局长把陈布雷的遗书亲呈蒋介石，遗书如是开头：“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应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