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中华文化复兴的口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积淀着非常丰富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有哲学的，有社会学的，也有美学的。从这些传统节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非常风流浪漫、青春昂扬的精神性格，只是自明朝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少了一些对人生和人性的狂欢表达，正像着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面临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少年中国’一样，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
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清明假期，许多人已开始满怀期待，为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假期做计划。“如果把生活比作平淡的河流，那么节日就是浪花。节日给了我们调整精神，再次出发的机会。”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调剂精神状态”.
回溯古时，源于四季自然气候变化与农事活动的中国传统节日，是围绕祈求丰收与庆丰收这两大主题展开的：春季祈生殖、夏季驱疫虫、秋季庆丰收、冬季慎储备。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主要表现在各季各月朔望之间。朔为“上日”,是各月之初一，又称“元日”,正月朔日谓之元旦，是旧历新年之始。随着礼仪的形成，秦汉时期，中国的主要节日除夕、元旦、元宵、端午、七夕、重阳等已成习俗，趋于定型。
萧放指出：“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梳理这些传统节日，或许能让今人对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积极作用，有新的认识。
除夕达旦守新岁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作为岁首新年，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至少三千年历程，其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萧放指出，“从本质意义上说，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
我国人民以寒冬将尽，春阳萌动之时作为新年伊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腊祭”,其主要内容是感谢诸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时“猎”与“腊”字相通，人们用猎获的野兽作为祭品举行大祭。《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诗经·七月》则记载了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风俗，“朋酒斯飨，曰杀羔羊”,人们将美酒和羔羊献给诸神，以酬谢一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
上古的年终祭祀风俗发展至秦朝，农历的十二月开始作为岁终的“腊月”固定下来，只是具体日期不定。直到汉代，“腊日”,即腊月初八才得以明确。到了南北朝，人们在“腊八”不仅祭祀天地神灵，还要供奉祖先，祈求丰收吉祥。这一天也发展出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比如熬腊八粥、泡腊八蒜等。
《隋书·礼仪志》曰：“腊者，接也。”意思是腊有“新旧交替”的蕴意。民间常有“报信儿的腊八粥”之说，过了腊八，新年就来到了。
春节（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大节，最早确立于汉朝。汉太初元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汉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庆祝的日期越拉越长，逐渐演化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名为“守岁”.晋朝已有守岁之俗，周处《风土记》说蜀人“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团圆饭。萧放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年夜饭来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可谓是“人神共进”的晚餐，菜肴充满寓意。中国南方地区的年夜饭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南方俗称圆子，象征团圆。传统北京人的年夜饭中必定有荸荠，谐音“必齐”,就是说家人一定要齐整。
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是春节的精神内核之一。
着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人们会自发地“把传统和现实打通”,让节日习俗的形式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比如，古人们会在祖先牌位前奉上饭菜；而今，人们会摆出先人照片，在照片前摆供，是为“家祭”.--南宋诗人陆游就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
春节期间，各地还有一些有趣的特色节日。如在山西、内蒙古一带，正月初八为“敬八仙节”,以求得八仙显灵，保佑新一年吉星高照；在广西岑溪一带，正月初十是“花灯节”,当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都要去社庙挂花灯，向社王“报人丁、祈平安”.
千百年来，春节昭示着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余世存认为，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无论人类个体在生活的风雨中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他必须回归基本，他的起点，家人、乡邻、桑梓。”
元宵闹夜人狂欢
“一年明月打头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意义非凡。
“元宵节”与我国本土的道教关系密切。道教文化有所谓“三元”神之说，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因此，在这“三元”之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中“上元”又叫“上元节”,是元宵节的别称。按照这个说法，元宵节起源于对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动。
《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太一也叫“泰一”、“泰乙”,战国时就被认为是极其显赫的神明，地位在三皇五帝之上。汉武帝对太一的奉祀十分隆重，其奉祀之时恰在上元，从黄昏时开始，至翌日天明结束，这种祭祀仪式对元宵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汉代，京都平日实行宵禁，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由于元宵节有张灯观赏的习俗，因此也成为“灯节”.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教义中将火光比作佛之威神，汉明帝为宣扬佛教，敕令在上元之夜“燃灯表佛”.从此以后，元宵张灯便蔚然成风，相沿成俗。
萧放教授说：“元宵的民俗与除夕是相对应的。除夕夜是关门团圆，人们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态；而在元宵夜，人们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成为明显的节俗标志。”
到南北朝时，元宵欢庆活动比汉代更热闹，梁简文帝曾作《列灯赋》，描写元宵张灯景象：“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
至隋朝，隋炀帝在元宵节的张灯、游玩活动上花费巨大。《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从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联者，殆三万人。”
到了唐朝，经济高度繁荣，社会空前安定，元宵节庆祝活动规模之盛大，远非隋炀帝时能比。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灯楼，光照长安。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也不甘示弱，特意制作了一座“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丽皆见，光明夺目”.
对皇帝和朝廷来说，元宵节是展现“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重要契机。唐玄宗规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连续放假3天。宋朝的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宋太祖追加了正月十七、十八两天元宵假期，亲登御楼宴饮观灯。
至明代，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被延至10天，京城百官放假10日，民间百姓彻夜赏灯游乐。江南才子唐寅在《元宵》一诗中写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所载，清代北京的元宵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花灯多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
元宵节前后，各地也有一些特色民俗节日，如山东一带在正月十五举行“火神祭”,台湾竹东地区客家人在正月二十举行“客家山歌节”等。
萧放教授认为，在今天，元宵节的文化利用价值被低估了。“在当下社会，如果我们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
余世存也认为，在新的时代，应该创造条件让元宵节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狂欢节”得以复兴，再次滋养民族性格。
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它的精神性格曾经是非常青春昂扬的，而自明朝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缺乏对人生、对人性的狂欢表达。近千年以来的中国人是偏向收敛和老成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面临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少年中国‘一样，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
余世存指出，在社会学看来，“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拓展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推动传统节日精神内核的回归，对崛起中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清明自问清明否
《论语》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萧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唯有“清明”是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清明节真正成为节日是在唐宋以后，但其历史源头却可追溯很远。今天的清明节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
民俗学家、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副教授任宝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历书》中是这样描述清明节的：“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任宝菊说：“我们今天过的清明节逐渐融合了春天的3个重要节日，即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俗称三月三），这是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结晶。”其中，寒食节还与一个流传千年的“感恩故事”有关。
春秋时期，流亡多年的晋文公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他的近臣--曾在重耳潦倒饥饿之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烧给重耳吃的介子推，却跑到山中隐居。为报答介子推，晋文公招他出山做官共享荣华，介子推却不应。为逼迫介子推出山，晋文公派人放火烧山，没想到介子推宁死不出，竟被活活烧死。
今天的我们，何尝不需要常怀感恩之心呢？感恩那些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关爱、温暖、陪伴我们的故去亲朋，感恩那些为国家民族捐躯的仁人志士。如今许多年轻人以过西方的“感恩节”为时髦，其实在萧放眼中，清明节就是中国人的“感恩节”.
萧放指出：“祭祀先人实际上是一次生命伦理的教育、感念先人功德的教育。感恩是社会基本的伦理基础，我们利用清明时节，追思祖先业绩，提倡家庭、社会对先辈历史的尊重、敬畏与感恩之心。这种朴素的感情有利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感恩文化的培养。在追思中学习感恩，对别人、对社会心存感激，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与同情。”
不过，在任宝菊看来，今人未必非要将我们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一一对应，“’感恩节‘相较于清明节的原义还是略显沉重了些，我更希望清明是人们拥抱春天的节日”.
在余世存看来，在清明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时间祭祖扫墓、直面死亡，也与中国人的美学观念有关。“春光灿烂，但又短暂易逝。中国人也会想到人生的短暂无常，想到生与死的眷恋和哀伤。”
在新作《时间之书》中，余世存这样写道：“人生或日常生活能否清明，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干净的人？就像清明节名称本身提示的境界，在清明节期间，值得我们扪心自问。”
“孔子所谓，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就是说，祭祀行为本身就是让人明白人应该有所节制，有所敬畏。在先人面前，人不应该任性，为所欲为。”
端午传承屈子魂
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端、初”同义，“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全国共享意义的端午节节俗传统，那就是避瘟保健与追念先贤。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五大节日要素，分别为避瘟保健、人神祭祀、饮食、娱乐、家庭人伦等。
先说避瘟保健。端午处于湿热的仲夏时节，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们从生理与心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人们将端午所在的五月五日看作是毒气流行的恶月恶日，采取各种措施，“以禳毒气”.
《礼记·月令》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人们禁火，禁止陶炼，闭门掩身等。据《荆楚岁时记》载，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丝线，系于臂上或挂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
端午节是祭祀先人的时节，除了台湾等地沿袭古老的夏至祭拜祖先外，多数地区祭祀的是具有高尚人格或对地方有特殊贡献的先贤。如楚地的屈原、吴越地区的伍子胥、勾践与曹娥、广西苍梧的陈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等。其中，屈原在后世影响最大，长江中游端午节俗中最引人瞩目的“龙舟竞渡”,传说就是为了追悼屈原。如清代同治《巴县志》所说：“至设角黍，闹龙舟，吊屈平，楚俗也。”
在余世存看来，华夏文明需要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他认为：“屈原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关注人生的诗人，成为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滴泪之恩，涌泉相报，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怀念着这个不幸的诗人。
萧放强调：“得益于端午节的周期性讲述，屈原的传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世界文化融汇的大潮中，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强民族的内聚力，传承屈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十分必要。”
节日食品象征着对岁时的感知和精神表达，粽子正是如此。粽子是南方民族的传统食品，也是南方传统的祭品，以“粢”祭神的习俗，在江南稻作区源远流长，粽即粢类食品。荆楚地区很早就有了裹饭祭水神的风习，南朝时期，这也成为悼屈的内容之一。梁朝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明确说到，五月五日楚人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屈原，后因避蛟龙窃食，在竹筒上塞楝叶，并缠彩丝。后世改为菰叶包裹。端午节日饮食中还有菖蒲酒、雄黄酒，以驱邪避疫。
端午节赛龙舟传统至今在南方水乡地区传承，并且主要表现为水上竞技运动。竞渡的风俗在古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萧放指出，聚合家庭情感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要素之一，端午节自不例外。除了祭祀祖先等传统节日内容外，端午节还特别重视未成年的女性，明代北京端午期间，家家以石榴花装点小女孩。直到近代，在江苏、湖北、陕西一些地方新嫁女在端午节也要回娘家省亲，她们带着幼儿回娘家，称为“躲端午”.
七夕乞巧更乞“桥”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
七夕节源于汉代，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有关七夕的最早文献资料。古代妇女七夕乞巧也屡屡在唐诗宋词中被提到，唐朝王建有诗云：“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
今天许多人把七夕称为“中国情人节”,对此，任宝菊和萧放都表示不太认同。任宝菊强调：“准确地说，七夕节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属于女性的节日。”萧放也指出，传统七夕是女性节日，它主要强调“乞巧”,女子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七夕还通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来强调两性的爱情忠贞。此外，七夕还与科举考试有关，据说七夕是魁星的生日，而魁星是主管科举考试的神仙。
也有学者认为，七夕是父权社会出现之前的神话母题，是请神下凡又送神上天的仪式，乞巧的最初意思为向天神乞桥，“乞求沟通的桥梁”.
余世存指出，农历的七七这一天多半在阳历的八月上旬左右，在上古中国结绳记事的时代，七七前后发生的事情是以升卦、讼卦、困卦这几个卦符号表示的。即，在每一年的八月上旬，会有因瓜果农作物丰收而产生的纠纷和困局。
人们在争斗中寻求突围解决之道，希望请神下凡化凶为吉，而天神下界则需要虹桥。余世存说，七七的祭神仪式最早跟男人无关，是女人们的工作。白天男人们互相争斗，而夜晚天然地属于女性，女人们虔诚地祈求和平与顺遂。“在文明的时间流逝中，在出现争斗、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乞桥，以与世界沟通。”
文字出现后，桥与巧相通。乞桥的请神仪式就逐渐转变为乞求心灵手巧的祈祷仪式，比如，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吃巧果、拜织女……
在余世存看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寻求解决困境的表现。
“’牛郎织女‘的故事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文明坎陷、充满苦难的时代，河南南阳等地是离乱最为严重的地方。而’牛郎织女‘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南阳。”
某种程度上，“牛郎织女”成了中国故事的母题--穷苦困顿的主人公需要过上好日子，得有另类异类的女性来救助，从《聊斋志异》到今天的宅男幻想，莫不如此。余世存认为，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牛郎可以被解读成古老的中国，命运多舛，负重前行，问道于神灵。
余世存指出：“我们今天看待中国民众对文明的判断、对寻求文明突破的努力，通过七夕这个节日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七夕不仅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也是关于文明如何走出困局而新生的故事。”
中秋月圆人团圆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学界说法有三：一是源于上古时期就开始的月亮崇拜，二是源于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是源于古人在秋季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动。而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组”撰写发布的《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中指出，这三种说法只是用来解释中秋节某些习俗的起源的，不能用来说明整个节日的起源。因为这三种活动在上古时期就有了，而中秋节在唐代以前的记载中还没有出现。
宋代专门记载风俗习惯的周密《武林旧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两部书，就都设了“中秋”条目，较细致地记载了北宋以来的中秋习俗。但中秋节最初形成的时间还是要往前追溯。
根据大量的诗文记载，唐代就有了在八月十五赏月、饮酒、赋诗的习俗，而且在文人、社会中上层已经蔚然成风。可以判断，唐朝已经形成了中秋节，宋代则是中秋节的繁盛期。明清之际，唐宋时偏重于精神玩赏的中秋节，逐渐转变为注重世俗人伦的中秋节，月饼也开始流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中秋为花好月圆之时，人们由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事的团圆。萧放说：“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同时也因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族社会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思想情感上，对家庭更为依恋。”
明月的意象与意境，还结出了禅宗美学的文化硕果。冯骥才在《我们的节日：中秋》一书中这样写道：“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意向、大团圆的人生理想，是中国文化的情结……月亮圆通的形与光，直通圆通的佛性。具有圆满之美的禅是众生之本性、生命之灵光，是生命的自由境界，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重阳登高百事高
寒露时节中，有一个节日，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余世存说：“’九‘在易经中是阳数，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又称’重阳‘或者’重九‘.”重阳节最早见于记载是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萧放在《重阳节俗漫话》中曾指出，登高野宴，是重阳节俗的中心内容。登高的原始意义在于逃避灾祸，重阳为何登高，登高又何以能避祸？
“重阳天气初寒，人们容易感染时疾；而且在神秘的阴阳观念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九九重阳意味着阳数的极盛，凡事盛极必衰。因此，重阳之日是令人生畏的灾日。而登临高山，在先民观念中意味着靠近天神，易获福佑。”萧放写道。
用新收获的黍稻制作而成的重阳糕是重阳秋祭的祭品。糕在汉语中谐音“高”,是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据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记载，宋人在九月九日天亮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
如果说清明节是“踏青”迎春，重阳节则是“辞青”送秋了。重阳昭示人们在人生征途上继续登高，珍惜最后一抹夕阳，与黄菊、红叶共抗寒霜；重阳也自然而然地在后世发展为祝寿节、老人节。
百善孝为先，如何让老年人在晚年仍活出价值和精彩？任宝菊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重阳节提示老年人要老有所为，而社会应该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
任宝菊曾连续20年跟踪调查北京某社区，也因此结识了社区里的一位张姓老人。张老从64岁到如今84岁，一直以志愿者身份在做社区工作，比如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在两会期间自发站岗巡逻，春节包饺子送给没能回家过年的门卫，腊八组织老人熬腊八粥给全社区的人分享……
任宝菊说：“张老把整个社区的老年人全部调动了起来，下至刚退休者，上至年近九十者，都在发挥余热。但这些老人的努力一直没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任宝菊建议，“政府应该专门设立一笔’重阳基金‘,对这些老人的奉献精神予以鼓励”.她认为，这是一个关系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应得到各界关心重视。
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文化复兴的口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得到关注与倡导的今天，上述传统节日及其内涵所面临的挖掘传承、与时俱进等问题，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关注。
萧放认为，曾经，在“革命”的语境之下，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一度被阻断、禁止、改造，这导致了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文化记忆的遗失，一些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也给其传承带来了困难。
萧放说：“全球化与民族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人们在彼此的接触交流中越来越欣赏对方的文化，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传统的节日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是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记之一。我们应该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的高度认识我们传统节日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