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即知了，眼下伏天的蝉俗称“三伏蝉”,先秦多称蜩（tiáo），秋天之蝉则称为螀（jiāng），即所谓“寒蝉”.体形大的蝉叫蝒（mián），体形小的蝉叫螗（táng）；北方的蝉，叫蝘（yǎn），又谓胡蜩。因蝉与猴一样擅攀树，民间又有“蛣蟟猴”、“蝉猴”等称呼。蝉为什么会有如此丰富的叫法？这与影响古人生活的“蝉文化”密切相关……
最早的“蝉”字什么样？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象蝉形，故称蝉，假为蝉祭”
蝉的本义是“善鸣之虫”,鸣蝉是阴历五月中最重要的物候现象。《诗经》中已有多首诗提到蝉，如《七月》：“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荡》：“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因为鸣蝉现象很有规律，古人将其定为夏至节气“三候”之第二候，即“蝉始鸣”,另外两候是“鹿角解”、“半夏生”.
作为一种重要的物候现象，蝉在早期中国人的生活中影响很大。在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四期“粹编”1536版上，有（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和（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两句卜辞， 两句中皆出现了（甲骨文，字形见版面）。这是什么字？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称“所象形不明”,但结合上下文，“疑为祭品”.郭沫若则认为这是“蝉”字。他在《殷契粹编考释》中称：“象蝉形，故称蝉，假为蝉祭。”依郭沫若的观点，这两句卜辞的意思就是“叀（zhuān）癸用蝉”和“叀甲用蝉”.如果郭沫若的观点无误，即可以推断殷商人已将蝉当美味了。但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甲骨文，字形见版面）不是用来当祭品的大自然中的蝉，而是人工制作的随葬蝉状物品，从殷墟上已考古出土了玉石质地的蝉，可佐证这种推测。
郭沫若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但有的甲骨文学者认为是“蜩”字，金祥恒《续甲骨文编》即释（甲骨文，字形见版面）为“蜩”字。虽然“蜩”与“蝉”不是一个字，但却是同样的东西--知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蝉”字右边之“单”字，在甲骨卜辞中也已发现，且有好几种写法，如（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捕猎工具，用绳索绑上石块，与弹弓的攻击原理一样。但联系先秦时即已流行、在长杆头放置黏丸（或网罩）捕蝉的现象，甲骨文“单”字倒颇似捕蝉工具。据《庄子·达生》，孔子当年曾在南方楚国境内亲眼看到一驼背老人用这种方法捕蝉。其实，即便是弹弓，也可以用于捕蝉，因此不难推测出甲骨文（甲骨文，字形见版面）与（甲骨文，字形见版面）之间也应有某种联系。
“蝉”与“夏”是什么关系？
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疑卜辞假蝉为夏，蝉乃最着之夏虫”
可以说，蝉是盛夏之魂，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夏”字确因蝉而生，但与“蝉”字不一样，甲骨文“夏”字一直没有定论，有许多疑似“夏”字，如：（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甲骨文，字形见版面）……这些字都是头上长角、身有羽翼、身下复有虫足形，象什么？有不少甲骨文研究学者认为是蝉。民国学者叶玉森在《殷墟书契前编集释》中称：“緌首翼足，与蝉逼肖，疑卜辞假蝉为夏，蝉乃最着之夏虫，闻其声即知为夏矣。”
所谓“假蝉为夏”,就是用蝉的形象来代表“夏”字，这里点出了“夏”字与“蝉”字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此“假蝉为夏”说法的基础上，有学者对中国最早朝代--夏朝之得名作出了新的解读。
夏朝为什么定国号为“夏”?在甲骨卜辞发现以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唐朝学者张守节认为，“夏”是因为大禹受封于阳翟，为“夏伯”后得名。也有学者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在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现代学者便根据“假蝉为夏”现象，对夏朝国号的由来进行了重新解读：禹将王位转给儿子启，启在确定国号时使用母亲所属部落图腾蝉为国号，“假蝉为夏”,这就是夏朝国号的来历。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之前夏的图腾是“蛇”、“猴”等说法就不成立了。众所周知，在夏朝之后，“夏”字就有“中国之人也”的说法，代表着汉族、中国的“夏族”、“华夏”等名词也相继出现。可见，如果不是“假蝉为夏”,那“华族”、“华夏”等概念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假蝉为夏”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崇蝉”心理。在古人的眼里，蝉是一种灵物，蝉从土中来，最后再归入土中，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后，又出土羽化，如此周而复始，古人认为是“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启“假蝉为夏”,正是希望自己建立起的世袭制朝代如蝉一样“不死”,世代永存。
当然，对于“假蝉为夏”的观点也有不少持异议者。有的认为疑似“夏”字形是“蝗”字，如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即称：“形象蝗形，为蝗之初文”;也有学者认为是“秋虫”,借为“秋”字；还有的认为是蟋蟀、螳螂、蝴蝶、鳖虫、蜗牛、翟鸟等。但不论怎么解释都难以排除或否定“假蝉为夏”的说法。
古人为什么“崇蝉”?
《史记》：“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从史料所记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古人的“崇蝉”情结非常浓厚。这是为什么？《史记·屈原列传》或许给出了答案：“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其中的“蝉蜕”一词，又称“蜕变”,成为“脱胎换骨、精神升华”的一种象征。
古人为蝉这种出淤泥而不染、与荷花一样圣洁的品质所深深地折服。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其着名的《寒蝉赋序》中，称赞蝉有“五德”,即文、清、廉、俭、信，将蝉喻为君子：“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侯守节，则其信也；加一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而蝉能上天入地，神通广大，在不明真相的古人看来，似有神灵附身。在这种“崇蝉”情结下，蝉便以各种文化现象出现于古人的生活中，最流行的是佩戴蝉状挂件。
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玉蝉。1989年在内蒙古林西县境内“兴隆洼文化”遗址上，曾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玉蝉，这样的玉蝉在辽西红山文化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等许多古遗址上都曾出土过。这些早期玉蝉形制古朴，线条简单，但器身都有穿孔，明显是供人们佩戴的。
蝉文化在汉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玉蝉做得更精致好看，蝉翼上脉纹纤细秀丽，造型生动。玉雕工艺中的所谓“汉八刀”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特征是线条简单、粗犷有力、刀刀见锋。
这一时期，古人已不再满足于生前佩戴玉蝉，死后要口“含蝉”.在死者嘴里塞东西的风俗出现于先秦，叫“含殓”,所含之物称为“含口”,也称“口头实”.据唐杜佑《通典》，周制，“天子、诸侯饭粱含璧，卿大夫饭稷含珠，士饭稻含贝。”到汉代普遍流行起“口含蝉”,就是因为蝉的“转世超生”意象，寄托了生者希望死者不朽、获得新生的良好祈愿。
与此同时，佩戴玉蝉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以蝉装饰的帽子称“蝉冠”,是身份的象征。腰间佩蝉，叫“腰缠万贯”;胸挂玉蝉，称为“一鸣惊人”.
古人是如何理解“鸣蝉”的？
《帝京景物略》：“三伏鸣者，声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
在古代蝉文化中，最深刻的地方是对“鸣蝉”的观察和理解，从蝉的不同鸣叫声中，理解出了不同的意境。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有一段关于鸣蝉的文字：“三伏鸣者，声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凉，鸣则凄短，如曰秋凉、秋凉。取者以胶首竿承焉，惊而飞也，鸣则攸然；其粘也，鸣切切，如曰吱吱；入乎手而握之，鸣悲有求，如曰施施。”
唐代诗人虞世南从这种蝉鸣中听出了一个人名声的重要，他的《蝉》诗云：“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宋代词人王沂孙则听出了悲伤， 他的《齐天乐·蝉》词称：“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而柳永更是借寒蝉道尽了离愁别绪，他在《雨霖铃》中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古人的咏蝉诗多托物言志，富有哲理，南朝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是这类诗中的名篇之一：“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从鸣蝉噪声中感受出了夏之静美，升华到了“禅境”,这乃是“禅悟”--此时的“蝉”与“禅”达到了殊途同归之妙。
值得关注的是，古人并不都认为蝉是品德高尚的化身，如唐代诗人陆龟蒙便认为蝉趋炎附势，其《蝉》诗称：“只凭风作使，全仰柳为都；一腹清何甚，双翎薄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