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40年代左右的上海，即在抗战的“孤岛”和沦陷时期，此时的话剧舞台格外的热闹。报章遂有“四大导演”和“四小导演”之谓：前者即黄佐临（1906-1994）、朱端钧（1907-1978）、费穆（1906-1951）、吴仞之（1902-1995），后者为洪谟（1913-2014）、吴琛（1912-1988）、吴天（1912-1989）、胡导（1915-2013）。胡导以98岁高龄去世，按中国人习惯算法，虚岁99岁，“百”之少“一”,故为白寿之年。次年，洪谟去世，享年102岁。
胡导不是本名，他原名为胡道祚（zuò），走上社会后，因为有很多人第一次见面都念不出“祚”这个字，往往在叫他“胡道”之后，不得不紧急刹车，于是有人以后见面，干脆直接省略最后一字，称呼其为“胡道”,久而久之，胡道祚索性把名字也“喜剧性”地改成了“胡导”.改名时，胡导还是个业余话剧演员，慢慢地，他真成了话剧导演。“胡导”一词，从此名正言顺，更加理直气壮了。
胡导是中国话剧的重镇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亲历者，不仅演了很多的戏，也导过很多的戏，但写剧本，却是极少。据说曾根据鲁迅小说改编过一个剧本，早已散佚不存。于是，留存的这一册《眼儿媚》剧本，成为惟一。他当时虽然也经常在杂志报纸上撰文，但一直到1949年，《眼儿媚》无疑是他出版的惟一的一本书。就剧本而言，也成为他百年生涯之惟一。
《眼儿媚》是孔另境所编《剧本丛刊》第四集中的一种。由世界书局出版，初版于1944年12月。
根据剧本扉页提示，得知该剧改编自法国嘉禾的《我的妻》。此剧写出后，不知何故未能上演。胡导在90高龄曾出版了一部《干戏七十年杂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话剧舞台》，其中保存了话剧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最大的特点是讲述亲历的“干戏”旧事。如对当年具有开创性的喜剧《甜姐儿》的编、导、演的细节记录，即是一例。这本回忆录的结束，几乎是戛然而止的，时间节点，放在1945年。缘何如此仓促，不得而知。就是在亲自写作的此书中，胡导对自己创作的《眼儿媚》，只字未提，令人茫然若失。
该素材当年另有人曾改编成了一个叫《豆蔻年华》的话剧，并由国华剧团上演。编剧范禹，导演章杰，演员阵容有冯喆、黄宗英、卫禹平、戴耘等，演出地点在金都大戏院。
董乐山在当年曾以笔名麦耶撰写剧评，大开大合，文字老到，观点鲜明。晚年的董鼎山在胞弟去世九年后撰文《至爱兄弟不了情》中，仍喟叹乃弟早年文章的成熟。这一批“麦耶剧评”不仅以文笔犀利风行于时，而且还不经意间保留了沦陷时期上海话剧演出的史料。比如关于《豆蔻年华》，董乐山就曾在1944年11月号的《杂志》上撰文评论：“《豆蔻年华》演出最引人注目的是卫禹平的演技，我们甚至敢大胆地说，《豆蔻年华》整个戏是他演活的。”经我查阅当年《申报》，《豆蔻年华》1944年10月21日开演，一直到12月17日结束，总共上演了67场。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很不坏的票房。
由此，或可大胆推测，胡导改编的《眼儿媚》是因与《豆蔻年华》题材撞车而未能排演。虽然剧本的改编源自同一母本，故事情节应该是相似的，但对人物名字的设计，却还是带有改编者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眼儿媚》中的人名：劳统志、严尔梅、胡婕梦、华丽云、卓克生等，在《豆蔻年华》中则为：刘不凡、韩诚斋、苏黛妮、露茜等。我们现在因无法找到《豆蔻年华》的文本，但如果仅从剧名和人物名字的设计而言，胡导的版本在喜剧意味上是略胜一筹的。设想，假如当年《眼儿媚》也能排演，彼此打一打擂台，比一比票房，也许就此会成就一段剧坛佳话呢。
1944年12月，《豆蔻年华》谢幕，《眼儿媚》出版，对胡导而言，是典型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抑或仍有隐痛，故笔下纸上，对此节往事，不复再提？！
根据《眼儿媚》文本分析，胡导对此剧是以“闹剧”定位的，即是《甜姐儿》“流线型喜剧”这一类型的继续。当时，有人评价：“介绍这‘流线型喜剧’到中国来的便是今日以闹剧鸣于时的胡导，说介绍还不如说发明，因为外国的剧坛还没有这个新奇名称，还倒是胡导费尽心机想出来。”
胡导曾对自己在沦陷时期对喜剧的偏爱称作“苦中作乐”,以《甜姐儿》为代表作，他自己统计，在1942年末到1946年初，他一共导演了12部“流线型喜剧”.1943年，已有评论称其为“喜剧圣手”.“流线型喜剧”成了胡导的招牌，对此类喜剧，胡导的定义是：“这类戏主要是商业性产物：特偏重技巧--台词一定要写得锋利、俏皮、富有情趣，情节安排当然不能一般化，必须具有幽默意味，既出意料之外又必须合乎情理之中。从商业着眼，自然不讲究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艺术格调上，又是‘不俗的'.”
纵观胡导话剧的一生，赵默（金山，1911-1982）无疑是带领他进入话剧世界的引路人。1933年6月，胡导所在中学要排演话剧《父归》，请来的导演就是赵默。赵默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带领这帮想演话剧的中学生去看话剧。胡导记得是去宁波同乡会看了春秋剧社的《梅雨》和《名优之死》，两剧均是田汉所作，这是胡导第一次看话剧。随即，在田汉根据菊池宽原着改编的《父归》中，胡导第一次粉墨登场。当年暑假后，胡导和几个同学根据自己所在的持志中学的谐音成立了“持钟剧社”,还是请赵默做导演。由此，胡导和“持钟剧社”被赵默很自然地带入到“左翼戏剧运动”去了。
高中毕业前夕，“持钟剧社”受邀演出《父归》，胡导还想请赵默导演，但赵却鼓励他自己来干，因此，胡导执导的第一出戏，也几乎是被赵默“推”上台的。当时的赵默，其实只比胡导大4岁，但在胡的眼中，赵的形象是高大且神秘的。赵默（金山）的谜团，是1949年后才慢慢揭开的。
中学毕业后，胡导与同好组织了一个业余话剧团体“蚁蜂剧社”,“蚁蜂”者，谓其小而有用也。说小，还真是不大，1937年末，“蚁蜂”成员总共只有4人（胡导、胡大中、黄征野、金鑫）。后来，胡导将白荻（1920-1941）、乔奇（1921-2007）等人拉进了剧社。
乔奇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表演艺术家，他对胡导终生感念并执弟子礼。白荻曾和胡导一起演出了只有两个角色的《街头人》，但辛勤的排练却没有收获演出的成功。原因是剧场的尺度与排演时的设计，完全不同。最终，“全乱了”（胡导语），那是1938年。
在胡导晚年的文字回忆中，写到此处，有着看似矛盾的叙述。一种是：“六十多年前的《街头人》的排演，是我永远的美好记忆”,在他的记忆中：“那弄堂里有法国梧桐树，有穹形拱门，黑铁杆的灯架上面装着点煤气的19世纪的街灯。那间楼房是长方形的，推开窗户，还是春天。天是晴的，蔚蓝的天空上有时飘荡着白云……”一种是：“很不幸，这《街头人》的演出竟成了我回忆中最不愉快的一段经历。”少有的抒情和果决的定语，让人觉得在胡导的文字背后，有着欲说还休的意味。在这本30万字的回忆录中，白荻的名字有如惊鸿一瞥，只此一处，再无笔墨。我很想知道她的下落。
经过一番搜寻，总算有了一点线索。白荻，原名姚莲娟，原籍浙江平湖，1938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1940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同年底到达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学习，任女生班班长。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由丘东平、许晴、孟波率领的华中鲁艺第二队在转移至北秦庄遇敌，丘东平（着名作家，原华中鲁艺教导主任，1910-1941）、许晴（戏剧系主任，1911-1941）等三十多人牺牲，六十多人被俘，另有近百人由孟波（音乐系主任，1916-2015）率领突围。华中鲁艺的八名女性因不愿被俘，投河殉难，其中第二个高呼口号投河的，就是已改名为叶玲的白荻。另有一位来自桂林的女记者，在痛斥日寇后，也毅然投河。
当我将白荻的下落告诉胡导的哲嗣胡传敏后，他沉吟半晌，告诉我，白荻是他父亲的初恋。他父亲生前只知道白荻参加了新四军，但随即杳无音信，估测可能牺牲，但并无确信。当然，更不会知道她牺牲得如此英勇。胡导后与王祺结婚，时在1945年2月。王祺是上海剧艺社时期的演员，活跃在抗战时期的上海话剧舞台，出演过众多角色，今年已98岁高龄。
其实，《眼儿媚》是曲牌之一种，又名《秋波媚》。四十八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两平韵。算是小令，但唐宋以降，填写的人既少，值得让人咀嚼再三的佳作也寥若晨星。至于胡导当年究竟是何种机缘想到用古代的曲牌，作为新创作的话剧名称，不得而知，也不太可能有答案了。
我忘了在哪一本冷册上，曾看过一首《眼儿媚》，照录如下，以博读者一粲：
明月曾经照桃花，风骤雨疏斜。旧朝故事，新翻文字，人在天涯。
戏中戏外听欢笑，喜剧亦冤家。胸中块垒，纵船千里，醉酿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