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父子，在历史上却是以文学史人物著称。王安石曾与黄庭坚谈“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云“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荆公则认为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而我们知道，这些妙句都分别出自李煜和李璟之手。若以王国维的观点，则是李璟“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在“小楼吹彻”之上，“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第一流的词人，治国理政又如何呢？他们的本职毕竟是帝王。本期这篇文章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角度讲起：南唐三帝，除开国皇帝烈祖李昪是合格政治家，另外两位都仿佛投错了胎--明明是风流才子，却被放到皇帝位子上。
一
国家大一统的历史，垂今七个半世纪以上。自元七百余年来，中国有内战，终未再现分裂格局。故而今人想起“中国”二字，都是幅员辽阔、江山一统的概念。然若回到历史中看一看，不免讶然发现，有史以来，大一统在中国约摸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夏、商情形，史料较少，但肯定不能称之大一统形态，因为彼时连大一统的理念犹付阙如。两周虽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其行封建制，方国一面尊王，一面从政治上独立，到了东周，更是连尊王礼制也颓坏了，列国逐鹿，造成持续数百年的大分裂。始皇创制中央集权，汉祖仍之，至此，中国始真正建起大一统国家。随后却是三国鼎立的分裂期。之后，中间夹着一个短命晋朝，又陷入更严重分裂--先是北部“五胡乱华”,继而东晋也在南方化为宋、齐、梁、陈。隋唐将此乱世终结，从而迎来前后不足四百年的统一期。逮于唐末，中国再度分崩，中原地区次第出现五个嬗替的政权，中原以外，尚有十个偏安小国，史称五代十国。随着宋代建立，殄灭其他地方政权，一般认为中国恢复了统一，但实际相对唐疆，北宋仅得谓之区域性统治者，之外有辽和西夏，惟汉人囿于正统观念，刻意抹煞“夷狄”,贬低辽、夏，以至于把宋说得好像已经广有四海，认真来论，当时北宋连西夏都无法搞定，对辽更只能甘拜下风；继至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女真人旬月灭辽之后，再将宋人驱至江淮以南，中国又归南北划治格局……总之，从唐末崩坏算起，迄乎蒙元灭宋，此一分裂期断乎不是到五代十国为止，而是绵延有四百年。历史上统一之中国，真正稳定下来，实自元代起，以后分裂匿影，纵使易代之际有内战与割据，如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相争，以及清初浙闽桂滇之南明流亡政权、民初之军阀混战，皆十来年而寝，神州不复蹈于多国并存、分庭相抗旧辙。
长达七百余年的稳定大一统，熏陶我们情怀，而不知不觉限制了历史视角、趣味与认识。其中，对大一统王朝厚予青睐，视区域小国历史蔑不足称，是比较普遍的。几次主要分裂期，除魏、蜀、吴三国一段广受关注，余则知者寥寥，惟少数治史专门家默默做研究。应该说，这是世人对中国史知识的一个明显不足。一来，中国历史不光有“分久必合”的一面，也有“合久必分”的另一面，比例似乎还以后者为大，对此事实，我们应有概念。二来，非大一统的区域政权历史不但是中国史的部分客观存在，其情形值得认识，而且内容之精彩，也未必逊于大一统王朝，有不少可观可览、可嗟可叹的人与事，任其湮没不闻，实属可惜。
比如，五代十国里为宋所灭的南唐。说起南唐，今偶有知之者，大抵只限于“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了，后主李煜尤知名。然而他们为人所知，根本不因为自己国家和历史，知名惟赖诗与文，换言之，仅仅以文学史人物留了下来，而他们生平最重要的方面，即作为一国之君之经历，世人多半眙愕不能言。设想一下，若是某个大一统王朝之君，身后事迹何至如此寂寞。但李璟、李煜还算幸运，彼父子二人文才天纵，国虽灭名以文传。又有多少和他们一样的非大一统王朝之君，虽当世叱咤一时，甚而卓有所树，却并没有别赋异具能使后人犹诵其名，从而渐被主流历史挤至犄角旮旯，无人问津。总之，中国史此一层面，颇待检视。笔者于兹，借南唐为一隅，略事述陈，以示样例。
二
唐朝末年，彭城亦即徐州，有个孤儿名唤彭奴，据说姓李。唐僖宗光启四年（西历888）十二月二日生，六岁丧父，被伯父带到濠州收养，未几，母亲刘氏亦卒，彭奴彻底变成孤儿。“彭奴”大概非其本名，“彭”字或即指彭城，“奴”字则也许是对他失怙失恃、孤苦伶仃情形的描绘，总之，很像是路人的随口所呼。母亲一死，不知何故，彭奴便从伯父家离开，“托迹于濠之开元寺”.濠州就是凤阳，日后还曾出过另一位皇帝朱元璋。无独有偶，朱元璋少年时亦曾托迹于濠州一座寺院。
过了十年，天下已经大乱。军阀、宁国节度使杨行密攻濠州。这个杨行密，庐州合肥人，盗匪出身，为刺史郑綮捕获，奇其貌而纵之，随即应募为州兵，渐以功升，直至创建“十国”中的吴国，死后由次子杨隆演上庙号太祖。吴太祖下濠州，得彭奴，和当年刺史郑綮见到自己的反应一样，他对彭奴也是“奇其貌”,就因这个，收为养子。此为彭奴一生之转机。然而“杨氏诸子不齿为兄弟”,杨行密儿子们全都瞧不起彭奴，耻于和他做兄弟，大概没少和父亲闹意见。杨行密被闹得吃不消，遂找来一名重要的部将徐温，说：彭奴这孩子状貌非常，我担心杨渥（太祖长子，后继吴王之位，庙号烈祖）弟兄终不能容，所以求你收养。于是，徐温便收下彭奴，随其姓，还给他重新起了名字叫“知诰”.李彭奴就此变身徐知诰，直到以后受吴主之禅、当上南唐皇帝，始复其旧姓李氏。
李乃中国大姓，如今极寻常。然而彭奴原本姓不姓李，却很有争议。因在当时，李乃唐室皇姓，人谓彭奴自称姓李，系别有用心。《吴越备史》云，彼实本姓潘，湖州安吉人；吴国有一将领叫李神福，在湖州作战，掳之以归，“为仆隶”,徐温拜访李神福时得见，“爱其谨厚，求为养子”,日后彭奴就因“始事神福，后归温，故冒李氏以应谶”,冒充李姓以编造自己是唐室后裔的谎话。此说不但抹煞彭奴姓李，且连如何被徐温收为养子的经过，也另述一段故事。真相如何，无从断之。但我们知道《吴越备史》是敌对方所撰，钱氏吴越国早在杨氏吴国时期即为宿敌，他们一口咬定彭奴与李姓无关，用意自很昭彰；而且在否认彭奴姓李的同时，顺带把他的隶籍也从徐州改为湖州，而湖州在吴越国版图下，这不啻是说，南唐开国之君真实出身乃吴越国的一个低贱臣民。
《吴越备史》之说，诬蔑可能性大。但南唐国姓之有疑点，终不能消除。笔者认为，南唐不妨姓李，但所谓李唐后裔这一点，应是彭奴杜撰出来的。正史方面，薛居正等《旧五代史》记为“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欧阳修《新五代史》记为“唐宪宗子建王恪”“四世孙”,但都注以“自云”、“自言”、“自以为”字样，以示并无谱牒为据。这种把戏，本无新意。蜀汉昭烈帝刘备便自称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司马光《资治通鉴》一面予以照录，一面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亦即刘备祖父以上家世，只字无存。
眼下，彭奴暂且姓徐，且有了一个听上去官味儿十足的新名字“知诰”.作为徐知诰，他将在世间存在二三十年，直到即皇帝位之后第三年，改复李姓。先前，徐温育有四子，依次为知训、知询、知诲、知谏。从起的名字看，前三子可能生于其未显之时，起名仅具孝道之义，到了第四子，他大概已经发达起来，于是使用了有政治气息的字眼；此时新收一义子，同样循此思路为之取名。
史载“知诰天资颖悟，奉温尽子道”,而我们加以体会，天资颖悟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想必是幼年即孤的经历令他早熟，更知隐忍。总之，知诰对于徐温，表现极为谨顺。因非亲生，徐温对知诰喝叱随意。一次随养父出兵，途中稍不如意，徐温“杖而逐之”,用棍子把知诰赶走，等徐温转回府上，却见知诰“拜迎于门外”,“义祖（徐温庙号）惊曰：‘尔在此邪！’烈祖泣曰：‘为人子者，舍父母何适？父怒而归母，子之常也。’”孩子离开父母能上哪儿去？父亲生气赶我走，我就自己回来找母亲了。说得楚楚可怜，徐温很受用。徐夫人也姓李，“以同姓故，鞠养备至”,加上妇人心肠多半软一些，对知诰态度较好，这是徐温撵他走，他却能折回求李氏收留的原因。
知诰事温极谨，非一朝一夕，而是十几年如一日。后来，徐温生一场大病，卧床不起，知诰“躬侍左右，至于粪尿皆亲执器，动至连月。逾时扶掖出入，或通宵达曙曾不解带，或夜闻謦欬乃率妇同往者数四”.徐温于床上，闻帐外人至，问“谁在哪儿啊”,答必是“知诰在此”,再问“还有谁啊”,答必是“知诰之妇”.知诰所做到的，徐温亲生诸子无一能做到。久而久之，徐温对知诰“亦颇钟爱，抚养无异”,以至犹胜亲生。及知诰十几岁，徐温为之娶妻，又慢慢让他在家里主政：“温知其必能干事，遂试之以家务，令主领之。自是温家生计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颁赐物段、出纳府廪，虽有专吏主职，然能于晦朔总其支费存留，自缗疋之数，无不知其多少。及四时代腊，荐祀特腯，醼馔肴蒸，宾客从吏之费，概量皆中其度。逮嫔婢嬖姥，寒燠衣御，纯绮币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给，家人之属，且亡间言。”徐家井井有条，上下都挑不出毛病。吴太祖杨行密看在眼里，也对徐温翘大拇指：“知诰隽杰，诸将子皆不及也。”
随着知诰益受器重，以及徐家在吴国权势更大，几位兄弟嫉忌之心与日俱增，尤其徐家长子知训，亟以知诰为患，“尝召知诰饮酒，伏剑士欲害之”.但此人骄淫失众，在扬州被大将朱瑾所杀。知诰得讯，即领州兵入广陵定乱，为知训复仇，于是反立大功，取而代之，接过了知训的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之职。不久，又有人数劝徐温“以亲子知询辅政，不宜假之他姓”,知诰通过耳目，侦知此事，准备上表“乞罢政事”,请求调往远处的江西出镇，“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徐温死后，次子知询嗣为金陵节度使、诸道副都统，频频与知诰争权；此时，知诰不再相让，设计诓知询至金陵，把他软禁起来，“悉夺其兵”.
自徐温起，徐家在吴国已势焰熏天，杨氏久为所挟。到了937年，徐知诰遂受吴王之禅，得其国。所谓“禅让”,不过是政变的美化说法。冬十月，徐知诰即皇帝位，初改国号为“齐”,改吴天祚三年为昇元元年，尊徐温为“太祖武皇帝”. 这时，轮着徐家人拍马屁了--昇元三年正月，徐温两个儿子江王知证、饶王知谔上表，请求皇帝“复姓李氏”,宋齐丘等一班臣子亦各上表敦请。据说徐知诰扭捏作态，“犹怀徐氏鞠养之惠，不忍改之”,但半个月之后，也就“勉从”了。二月，宣布复姓李氏，再改国号曰大唐，为生父生母发哀、服孝，而将徐温庙号由“太祖”改为“义祖”.至于徐温所起的名字知诰，也肯定要改；曾拟名“昂”、“晃”和“坦”,经人指出各有所犯，最后定下来以“昪”为名。
因了徐知诰变身李昪，我们素知的“南唐二主”,始得成为李家人。否则，他们史上所留之名，有可能是徐璟、徐煜。
除开姓名换来变去稍嫌不堪，李昪别的方面都还让人称道。吴国从杨氏立国，到徐氏擅权，再在李昪手里变成南唐，总的看，三家以李家表现好，较不昏戾。这片区域，为今苏、皖淮河以南，武汉以东之湖北，河南东南角，江西全境，后来还包括福建西部。李昪称帝后，此地趋于安静。李昪的安静，一因有自知之明，二是比较体恤民情。南边的汉国（今两广一带）曾遣使来，约伐西边的楚国（今湖南），然后平分其地，“帝不许”.宿敌吴越国都城大火，群臣纷纷认为其机可乘，要求发兵，“帝曰：‘奈何利人之灾！’”,反“遣使厚持金帛唁之”.李昪不肯以邻为壑，并非对敌仁慈，而是忖度过本国实力，不怀不切实际的梦想。臣子们出于对通常帝王心理的揣摹，每奏请：“陛下中兴，宜出兵恢拓旧土。”旧土，是指大唐疆域；南唐既称李唐后裔，诸臣便拿这话拍李昪马屁。南唐名臣冯延巳，也常唠叨“广土宇”之事，说“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三国即南方之邻吴越、楚、闽，要求至少把它们先拿下。李昪全都拒绝，坚奉睦邻政策。陆游述之：“在位七年，兵不妄动”,《江南野史》则历数，李昪“自握王权至禅位，凡数十年，止一拒越师，盖不得已而为之。”史家认为李昪不好大喜功，系因“少遭迍乱，长罹兵革，民间疾苦无细不知。”对于挑动他兴师之人，总答以：“吾少在军旅，见兵为民害深矣，诚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当大乱之世，能对百姓体念若此，洵属难得。
陆游《南唐书》李昪本纪，于其宾天时评论：“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王之风焉。”这几乎是古文人心中最好的帝王了。李昪爱民厚生之德，除体现在当着战乱之际敛武去兵，还包括其他事，如“登位之后，遣官大定检校民田，高下肥硗皆获允当，人绝怨咨”,只有真心与民休息，才会这么做。奉己则至俭，平时穿草鞋为主，器皿去奢、多以铁制，婢姬“服饰朴陋”,也不兴宫治，除个别细节“终不改作”,宫内隔板只用最廉价的竹子，李璟做太子时曾提出换为杉木，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
但他却有一事糊涂，就是迷信丹药。服药后，起初表现是“性多躁怒”,对臣下态度不好，不久便丧命于此。濒殂，已知悔悟，唤李璟入内，嘱之：“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又告诫遵守勿轻启战端的一贯政策：“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最后一句是：“它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对儿子言及此，李昪“啮其指，至血出”,以使他牢记。
三
李璟继位后，为父亲上庙号“烈祖”;李璟则由李煜上庙号“元宗”.这两个称呼，宋代都不承认。因为“宋承五季周统，目为僭伪”,不认李氏父子为帝，仅视为“国主”.故宋代史书，例称李昪“先主”、李璟“中主”（或“嗣主”）、李煜“后主”,惟陆游《南唐书》一反此例。换言之，如今我们“南唐二主”的叫法，乃是袭自宋代官方。
李璟为李昪长子，二十五岁立作皇太子，固辞。几年前父亲为齐王、犹未称帝，李璟被立为王世子时，就曾一再推辞。其说：“如臣兄弟友爱，尚何待此。”背后原因，诸书记载是李昪颇属意于四子景达，“欲以为嗣，难于越次，故不果”.然而，似亦与性情有关。据说，李璟“少喜栖隐，筑馆于庐山瀑布前，盖将终焉，迫于绍袭而止”.年少时，就向往世外生活。藉是以观，南唐李氏血液中、骨子里，生来有文人味儿，而不喜经济治政。李昪崩，“受顾命，犹让诸弟，辞益坚”,直至侍中徐玠“以衮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节，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这才只好即位。或许，不肯当皇帝，在李璟出乎真心，并非故作姿态。
改元保大。关于此年号，《钓矶立谈》谓：“元宗之初，尚守先训。改元保大，盖有止戈之旨。”先训者，即烈祖临终所嘱“守成业”“善交邻国”云云。这一点，当代发掘已获直接证据，唐圭璋先生说：“近年南京发现李昪陵，有玉哀册，保大之‘大’字分明作‘太',或保持太平之意，与《钓矶立谈》止戈云云亦合。”唐先生所指陵墓，即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系李昪、李璟葬处，分别发现于1950年、1951年。2010年秋，笔者曾往探访，当时仍在修葺，未开放，然因游客罕至，不设防阻，我意外深入内部随意察看，且得与技术人员有所攀谈。
但李璟恪守父亲旧策，时间不长：“三四年间，皆以为守文之良主。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未及十年，国用耗半。”李璟943年登基，殂于961年，在位凡十九年。其间，南唐维持烈祖原态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之后便开始不安分、生事。攻楚伐闽，甚至结怨北周、援其叛将，虽然将福建西部收入版图，但“境内虚耗”“国势遂弱”,而李昪谨慎治国留下的家业，则挥霍殆尽。确言之，南唐走上亡国之路，正自李璟始，只是亡国之君的滋味却由李煜去品尝而已。
至其末年，北周大举南伐，周世宗柴荣二度亲征，南唐均大败，州县连陷连降。到了958年，柴荣又次扬州、耀兵江口，李璟终于上表请为附庸，自去帝号，易称国主，奉北周正朔、弃交泰年号改称显德五年，凡帝者仪制皆从贬损，甚至将己名由“璟”改“景”,以避郭威高祖之讳。至此，南唐已呈枯坐等死之状。
又二年，赵匡胤篡周，宋朝诞生，英主临世，南唐迎来倒计时。李璟情知不妙，翌岁执意迁都洪州（今南昌），避其锋锐。迁都不足两个月，“南都迫隘，群下皆思归。国主亦悔迁。北望金陵，郁郁不乐。”于是复议还金陵，未及行，寝疾，连饭都吃不下，勉强靠啜吸蔗汁补充养分，是年六月死于洪州，年止四十六岁。
他的死，纯属忧虑所致，但所有局面，皆其自铸自招。他内心也是悔惭交加，自觉无颜回金陵见先帝，遗言留葬洪州，“累土数尺为坟”,如平民般了此一生。然李煜岂忍从此遗言？迎柩还于金陵，为之营陵。又告哀于宋，为父泣请追复帝号，赵匡胤倒也通情达理，许之。这就是今人在南京能够见着李璟陵墓，且规格维持皇帝等级的原因。
四
接着，该我们一位顶级的天才人物登场了。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史家描绘其容貌：“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红楼梦》写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也是“广额丰颊”的意思。宝玉形象，汇聚了古时对聪明、俊秀、多情男子颜姿的理解，我以为曹雪芹构想其形象气质时，肯定想到过李煜。常人单睛一个瞳孔，偶有人却有两个，谓之重瞳，古人以为是异相。从嘉两只眼睛有一只如此，他的表字重光，不知是否因此而来。这个异相，给他带来了一点麻烦，“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从嘉乃李璟六子，本轮不着他当太子，他亦无意于此，但被立为文献太子的哥哥，仍以貌忌之。从嘉用潜心读书，表示对政治不抱兴趣。然也怪，他的哥哥们，逐个谢世，包括那位强势的文献太子。文献太子死后，从嘉即居东宫，但直到961年，李璟迁都的时候，始正式立为太子并留金陵监国，而仅仅四个月父皇崩于洪州，从嘉遂在金陵嗣位。
即位为君的同时，他替自己更名煜，于是我们文学史上才有了一位名叫李煜的大词家。
李璟御国十九载，南唐不单沦为别国附庸，经济也坏了，国库空虚。李昪死前曾告李璟：“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留有厚实家底。打仗最花钱，李璟频年用兵，把钱都花光了。李煜登基第三年，开始铸铁钱，实质犹如今之滥印钞票。铁易得而铜相对稀少，以铁制钱自然能够多铸。初，铁、铜钱并用，每十文以六文铁钱、四文铜钱相杂。“其后，铜钱遂废，民间止用铁钱。”市面上铜钱几无踪影。去哪儿了呢？“逮民间止用铁钱，遂藏铜钱靳弗出。”都被国家悄悄储存起来，“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官家等于利用权力操控金融，让百姓承担损失，为国库输血。“末年，铜钱一直（与”值“同）铁钱十。”相当于先前的一元贬至一角，物价之腾贵可想而知。但这剥削百姓的罪名，尚不能由李煜担负，他是花花公子兼书呆子，想不出这种高招，计策只能出自大臣们；然而大臣们亦系无奈，库帑虚乏，国家还要维持，虽是坑蒙拐骗，该做的也得做。除滥制铁钱，官家盘剥民间的手段，还少不了苛税。如《邵氏闻见录》载：“李国主国用不足，民间鹅生双子、柳条结絮皆税之。”诚然奇闻，实不知此税以何名目。宋人《独醒杂志》所记一事，尤具史料价值：作者家乡南华寺，保存着从杨行密吴政权到李氏南唐的税票，“予观行密时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至是。”
百姓怨声载道，李煜浑然不觉。他犹有闲情逸致，去做看上去仁慈、很有爱心的事。一次游猎之余，“还憩大理寺”,或因亲睹所羁罪囚惨状而不忍，他一时兴起，自居法官，“亲录囚徒，原贷甚众”,赦免了许多人。又比如，“宫中造佛寺十余，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悉取给县官”,还与小周后一道，“顶僧伽帽，服袈裟，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这么做，倒不是乔模装样，而确系宅心悲悯；可他不曾想过，那些“慷慨”施舍之钱，毫厘皆夺诸民口。此人心地不坏，只是在锦衣玉食中长成，对世事实在一无所知。
如此纨裤子，摆在一国之主位子上，结局可料。974年，宋太祖着手解决南唐问题，发兵南下。李煜象征性地表示不满和反抗：去开宝年号、宣布金陵戒严。因太祖有“慎无杀戮”之嘱，宋师长围金陵，并不强攻。翌年十一月乙未日，城陷。李煜率群臣袒降于曹彬军门，随被解往汴京。赵匡胤封他“违命侯”,赐第养之。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李煜死在汴京；“是日七夕也，后主盖以是日生”,生死竟为同一日，时年四十有二。
五
南唐三帝，除烈祖李昪是合格政治家，另两位都仿佛投错了胎--明明是风流才子，却被放到皇帝位子上。李煜之秀外慧中，自不必说，那仪容气质，活脱脱是现实版宝玉。乃父李璟，同样一表人材、貌比潘安，史家形容他“音容闲雅，眉目若画”,这八个字，用在一位帝王身上，总觉得怪怪的。西邻楚国有使者来，归去逢人即说：“东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岂止惊为仙人，简直是连神仙也比不了。如此颜值，天钟地秀乃一方面，更内在的，应来自卓而拔俗的人文润滋，秀隽之貌与文雅之心，彼此生发，相互浸染，而莫分彼此。“好读书，能诗”,是李璟标志性特征。附庸风雅的帝王，历来不少，比如清高宗，以好吟出名，一生有诗据说多至数万，然无一句流传。李璟“能诗”,断非附庸风雅，而是诗性天成，他作为诗人与其帝王身份绝无关系，纯以诗质厕身顶级诗人行列而无愧色，如“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诸句，景意俱妙，空灵闪熠之思令人魂绕。王安石与黄庭坚谈，问后者“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妙‘”.前者我们知道乃李煜《虞美人》名句，后两句则分别出自李璟和冯延巳。王安石对诗词炼字炼意，功力之深，素负盛名，他的品鉴自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王国维则认为李璟另一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犹在“小楼吹彻”之上，“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李氏三帝，两人为诗界翘楚，历史上除“三曹父子”差堪并论，盖无二例。对此，我们不免叹其基因之殊异；然基因之外，又有别的缘由可寻。李清照推究其因，讲过一番话：“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倘她说得是，根子我们应到李昪那里找寻。李昪自己并不像其子孙以文才鸣世，但他的价值取向，明显偃武修文，这在当时很突出。故而烈祖诸子，非止李璟有“好读书”之癖，他的几个太弟也都慕好风雅、亲近儒士，此必家风之所致。李煜从小即在此氛围中浸染，加上帝王之家尽揽一时人物，谁又能有这种条件？所以他的眼界见识得天独厚，被造就成那样一个人物，亦可谓不足为奇。
南唐三朝的尚文慕雅之风，再承以东晋以来衣冠南渡、风流文采渐以金陵为一新中心之遗韵，遂使此域在五代十国那种武人嚣张的乱世，别开生面，成为文教放兴、艺囿独秀之地。近体诗为长短句所代系我国诗史一重大流变；后世多以“唐诗”“宋词”并称，却不知所谓“宋词”是因凭五代词人开山辟林而来，而五代词林的发育，根本在中原以外。时有两处重镇，一为西蜀，一为南唐。西蜀有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南唐则有璟煜父子和冯延巳三大家。两相比较，南唐又以帝王径充词坛泰斗，更显气象迥越。尤须强调，南唐文气之盛，不止显于辞章一端，而是书、画、乐等各种门类艺术，争奇斗妍、巨擘辈出，呈现全方位繁荣。有则轶闻，将此一时之盛彰表无遗，睹之令人屏息敛气、目眩神迷：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赋诗……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诗咏，徐铉为前后序。仍集名手图画，书图尽一时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钜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皆绝笔也。
此作汇聚南唐画苑各方高手，人物、音乐、建筑、植物、动物各种影像，专人绘之，俱系“绝笔”,惜今不存，中国痛失一瑰宝。南唐画艺之高卓，现在可以瞻睹的，有顾闳中绝品《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开宋元山水先河的董源画作。实则李煜能诗之外，亦精书画，其书之法时称“金错刀”“撮襟书”,“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似乎宋徽宗有取法于此者，其画则善墨竹，“称翎笔墨竹”,至徽宗时，内府犹存其画作《秋枝披霜图》等九幅。又，纸砚之精，一时无出其右，他所专用的“澄心纸”,宋代“百金售一幅”,欧阳修、梅圣俞、苏轼皆曾有诗咏“澄心纸”之珍奇；其砚，妙绝无伦，某《砚谱》记其中一方，“水常满，终日用不耗”,具有奇特保润作用，滋墨不涸。又，洞晓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绝”.还有，南唐皇家图书收藏之富，冠绝一时，璟煜父子皆“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李煜还精于鉴赏，所藏均亲自过目鉴定后用印，宋初“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讐校精审，编秩完具”.所有这些，从善本书籍到钟王墨宝，以及李煜真迹，后被金人破汴京时席卷北去，从而下落不明、烟消云散，实乃中华文明一大浩劫。
欧洲史上，法兰西王室以雅尚艺术，造成一个时代；在中国，如欲寻觅一相似政权，我们认为唯南唐李氏，可以并论。
其实，南唐还有许多悲欣故事可表，比如李煜与小周后之苟且和浪漫，又如《默记》所述李煜为宋室毒杀之迷案，或韩熙载其人其事等，囿于篇幅，这里都暂且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