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报特约撰稿人李清凌

　　

　　秦汉时期甘肃的衣食住行和节日庆贺，贯穿着秦人、汉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习俗，是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区域习俗文化，也是甘肃丰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饮食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陶灶

　　

　　嘉峪关汉墓出土的彩绘切肉壁画砖

　　

　　这一时期，甘肃饮食文化在秦人、汉人主要食粮，胡羌少数民族主要食肉的基础上，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甘肃与中原内地及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朝从西域引进了葡萄、石榴、胡麻（芝麻、亚麻）、胡桃（核桃）、西瓜、甜瓜、胡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胡豆（豌豆、蚕豆）、扁豆、苜蓿、胡荽（芫荽、香菜）、莴苣、胡蒜（大蒜）、胡葱（大葱）、金桃、蓖麻、胡椒等，这些蔬菜、瓜果及香料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原内地及陇右菜肴的品种、烹饪方式和烹饪的色香味效果。同时，西域一些点心、菜肴的制作技术，如苦酒、胡饭、烤肉、油炸饼等也传入内地。《太平御览》引《续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好为胡服、胡饭，京师贵戚皆竞为之。”一种饮食博得汉家天子、京师贵戚的喜欢，其传播经过地甘肃也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量试种、推广和食用。该类植物和饮食在后世甘肃的广泛种植和推广，就印证了这一点。

　　

　　这一时期，包括甘肃在内的北方各族都喜欢“羌煮貊炙”。它是一种新的厨艺和食法。“羌煮”，是今日涮肉的滥觞。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介绍羌煮法，是先将好的鹿头肉清汤煮熟，放水中洗后切成两指大的小块。再将猪肉切细做成羹，下长二寸的葱白，细切姜及橘皮各半合，少量花椒，下苦酒、盐、豉适量即成。一只鹿头肉大致用二斤猪肉做羹。这种吃法，当是羌煮法传入中原内地后，经过汉族厨师改进的技艺。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些作料如猪肉多产于内地农业区，羌中饲养、食用并不普遍。橘皮是南方的产物，苦酒制法更是张骞从西域带来的，不大可能是羌人的传统作料。就是说，《齐民要术》介绍的羌煮，反映汉、羌各族饮食文化交流融会的历史及其大众化的优秀成果，原型的羌煮当比这简单很多，它或许更像今日的白水煮肉。

　　

　　“貊炙”，类似于今天的烤全羊。东汉刘熙撰《释名》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貊（mò），原是东胡一支的族名。或指扶余，或指高句丽，后并入匈奴。这里讲貊炙法比较简单，只说拿全羊在火上烤熟，食者各自用刀割取，出于胡貊人的食习。做法、食法当更接近于胡人的原始习惯。“羌煮貊炙”的肉鲜嫩味美，不但羌、匈等少数民族喜欢吃，传入西域，受到西域各族的喜爱；传入汉地包括陇右后，也深受汉人的欢迎，成为中国各族共同的传统美食。直到今天，经过各民族、各地区厨师改进后仍以多种特色流行。

　　

　　能够代表当时文明发展水平的餐具，主要有金银器、青铜器、漆器等，但那主要是王侯、贵族、官僚的专用品。其中漆器是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尤为珍贵，能反映当时饮食器具的新发展。当时的炊器主要有鼎、镬、鬲、甑、甗（yǎn，用作蒸煮）；食器有簋、豆、俎、匕等；饮酒器有杯、耳杯等，盛酒器有壶、尊等，最普遍使用的当是陶碗泥甑之类的食具。

　　

　　汉人喜欢少数民族的饮食，少数民族也喜欢学习汉地的农作技术和面食。匈奴、羌人的开始农耕，氐人将农业当作主业，是学习内地饮食文化的基础。

　　

　　2.衣饰

　　

　　秦汉时期，国家有一套服饰制度。从天子后妃到百官草民，都要按制度着装。但在规定的礼服制度外，作为时装，官民都喜欢穿。能够代表当时衣饰文化发展潮流的，还是汉人同样喜欢的胡服。

　　

　　胡服，指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衣饰。包括冠、袴褶（kùxí，上穿褶，下着袴）、具带（又作贝带，胡名郭洛带）、靴等。自从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向匈奴学习着装，废弃传统的“衣裳”，实行“胡服骑射”，提高国家战斗力和影响以后，各诸侯国都流行这样的胡服。只是当时尚没有“袴褶”这种叫法。汉代将胡服作为近臣、武士的服装。当时的武冠，又叫武弁（biàn）、繁冠、大冠，是武官着装的一部分。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东观汉纪》所载东汉光武帝所服的“绛衣赤帻”及“赤帻大冠”“实为袴褶之服”，就是说，连光武帝刘秀也穿袴褶，戴大冠。东汉中期以后，袴褶就逐渐演变成士卒的服装，武官也不给配穿了。王国维认为，“汉末军旅数起，服之者多，于是始有袴褶之名。”袴褶不同于适合坐车、跪地的高冠博带；它以短衣、长裤，束腰裹腿，便于骑射奔驰为特点，因而不仅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也在战乱频仍、兵戎不断的中原内地包括甘肃受到欢迎和推广。这是服饰文化领域胡汉交流的一个例子。当然，汉地对胡服在学习借鉴中也有许多改进，仅一个郭洛带，就有大带（无带钩）、革带（有带钩）以及带饰的多种变化。大冠也做了多方面的改进。

　　

　　秦汉时期活动于甘肃的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rán，蟒蛇）氐，这些都是按其常穿的服色命名。氐族女子出嫁时穿衽露。它像汉族的袍，缘饰的形式又像羌服。羌人则是“被发左衽”。被发、衣皮、左衽，也是甘肃等地戎人的共同特征。甘肃武威磨嘴子第72号汉墓出土的木板人物画，所绘人物正是被发、有须，着短衫缘边，束腰带、裹腿、穿靴的少数民族打扮。

　　

　　3.居止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楼院

　　

　　秦汉时期甘肃多民族聚居，其居住习俗也呈多样化。官僚、豪强、富商、地主的府第、庄园或宅居，由堂屋、楼阁、亭台、门阙等组成，雕梁画栋，穷泰极侈。而一般民居，基本形式则是以土墙围成院落，里面建有土木结构的瓦室或草房。多是“一堂二内”，即前面是堂屋，后面套两间卧室。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地区的居民，仍然是“陶復陶穴”，居止不离窑洞土屋。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一座绿釉陶楼院，是明器（随葬品），也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的缩影。高官、富商、地主实用的庄园宅居，在主建筑庭院堂屋、左右夹室、后堂等以外，院子两厢还建有车房、马厩、厨房、库房等。院子旁边有私家园林等附属设施。

　　

　　秦汉时期，甘肃有的民众居住板屋。板屋最迟在《诗经》时代已是陇东南一带的“戎居”。到了秦汉时期，它似乎已经演变成这里各族民众共同的居住形式。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仍然居住穹庐，随水草迁徙，而不是过定居的生活。《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即匈奴父子同住一个帐篷，反映的就是这种习俗。西羌则亦牧亦农，除毡帐外，有的也住草舍。氐人耕田为生，居住的主要是土屋。

　　

　　4.节日和娱乐

　　

　　打秋千（古画）

　　

　　秦汉时期甘肃汉地流行的节日，主要有元旦、人日、元宵、立春、上巳、寒食、清明、社日、端午、重阳、灶日、除夕等，其中大部分与中原内地相同，延续至今。

　　

　　节庆期间，人们会举行各种娱乐活动。甘肃各族盛行的娱乐名目主要有歌舞、角抵、拳击、六博等。其中的角抵类似于今日的摔跤运动。它源于黄帝时代，由军事搏斗演化而来。相传蚩尤部落七十二人，个个头上有角，以角抵人，角抵或起名于此。汉代角抵成为百戏中的内容，后演变成相扑、摔跤。六博是古代一种掷采下棋的比赛游戏。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六博俑，就是甘肃汉代存在这种比赛活动的实物例证。

　　

　　甘肃是匈奴先民活动的地区之一。匈奴的习俗是每年举行三次“龙祠”，那是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祭天神。祭祀完毕，会集诸部讨论国事，赛马及赛骆驼为乐。按照匈奴的法制，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祠，五月大会于龙城，祭其先祖、天地、鬼神，八月大会蹛（diē，绕林木而祭）林，考核各部人畜发展的情况。这是将祭祀、议事和娱乐合并在一起进行，其热闹情景当是一年之最。

　　

　　打秋千这种娱乐也是从匈奴传到汉地的。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引《古今艺术图》说：秋千，“北方戎狄爱习轻趫（qiáo，敏捷）之能，每至寒食为之。后中国（义同中原）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树立架，谓之秋千。”是说北方戎狄民族喜爱训练轻捷矫健的运动，每到寒食节（夏历冬至后105天，一般在清明节前一二日），人们都会来打秋千。后来内地女孩也模仿学习，将彩绳挂到树枝上或架上，叫做秋千。这种运动可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传到中原内地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秋千其名“本出自汉宫祝寿词也，后世语倒为秋千耳。”（高承《事物纪原》引《古今艺术图》）意思是说，秋千一名来源于汉朝宫廷为皇后、贵妃或太子祝贺生日的“千秋节”一词，后世语倒成了秋千。这是至今犹存的一种大众娱乐形式。

　　

　　5.交通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西汉彩绘木轺车（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秦汉时期，有几条国家级大道从甘肃经过。如从咸阳直达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直道”，是秦朝抵御匈奴的专用军事大道。中经甘肃陇东地区。秦始皇巡察陇右，修筑了咸阳至临洮的“驰道”。汉朝继秦之后，又在秦陇交界处开辟了回中道，也经过今陇东地区。

　　

　　汉代最著名的交通道路，是汉朝政府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而开通的“丝绸之路”。它从长安向西，横穿今甘肃二千余里，经新疆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各地，是汉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与亚欧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它将甘肃同内地及西域连为一体。

　　

　　秦汉国家对帝王、后妃、百官的用车作了制度性规定，但对民众出行尚无唐以后那样严格的限制。三老（乡官）、百姓、商人都可以用小型、轻便的轺（yáo）车。当时甘肃水上交通工具除了木船以外，还有木筏等。

　　

　　这一时期最有时代特点的交通工具，是骑马的普遍化。《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时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记载，但据唐人孔颖达的疏解，这句话中的“服”是驾车的意思，可译为“驾”或“驾驭”。“乘马”的“乘”，在这里是“车”的意思。“服”“乘”都不能理解为骑马或骑牛，因为当时中原内地尚没有这种交通工具或风俗。

　　

　　骑马最早是匈奴人发明的。匈奴人不仅骑马，还培育出了骡这种体力强健的优良畜种，当时人称它为“駃騠”（juétí），被当做宝马来看待。战国中期以后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骑马术已经传到了中原内地，并在秦汉时期迅速地普及。秦始皇墓的兵马俑，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骑士都证明这一点。雷台汉墓出土的17个武士俑，手中有戟，胯下有马，是当时骑兵的标准模型。武威磨嘴子第48号西汉墓出土的木制牛车模型，证明汉代民间运输工具主要用牛车，汉简中记录的运输工具，也以牛车为主。

　　

　　当然并不是任何人都有马骑，安步当车仍然是普通民众主要的出行方式。政府照顾德高望重的贵族、官僚中的老人，还会赐给他们鸠杖一类的助行工具。武威磨嘴子汉墓就出土一支彩绘木鸠杖。残长71.5厘米，鸠长19.5厘米，鸠宽4.8厘米，鸠高7厘米，杖杆粗细均匀，鸠鸟横卧杖端，口含食粒，非常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