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工作

　　

　　西汉之时，为了经营西域设两关，“稽而不征”，重在对过往人员进行管理。《史记》中只有玉门关，《汉书》才有阳关。从两书的记载来看，玉门关设置的时间比较早，阳关设立的时间比较晚。东汉与西域“三通三绝”，再加上去往西域的道路北移，早年两关的地位趋于衰落，渐渐从史家的笔下淡出，而在文人的笔下得以延续下来。斯坦因中亚探险之后，汉塞再现，汉晋遗简出土，敦煌卷子面世，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使“两关”的争议曾一度成为西北史地的热点。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玉门关得以“大方盘、小方盘与汉长城”入列名目。而汉代玉门关的具体位置并没有确定，阳关也没有列入名目。因应申遗扩展的需要，甘肃、新疆两地的考古工作者曾试图联手就瓜州到楼兰之间的辽阔地域做些“填空补白”的考古工作。为之，2015年，在南湖进行了20多天的试调查。

　　

　　

　　2017年，国家文物局立项“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体负责实施。在原有基础上，从2017年11月到2019年11月，先后四次组队，对阳关有可能所在地域的现状，利用卫星影像、遥感物探、远红外摄影、RTK测绘、高清数据采集等手段，进行了全面的踏察，为做好“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图一至三）。现将这几次野外调查的经过、结果、重要收获及其存在问题，总结如下。

　　

　　具体时间与参与单位：

　　

　　2015年4、5月；

　　

　　2017年11月；

　　

　　2018年4〜6月；

　　

　　2019年4〜6月、10〜11月。

　　

　　实施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参与单位：敦煌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敦煌市博物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博物馆、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瓜州县博物馆。

　　

　　具体工作：

　　

　　（1）对学术界已有阳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

　　

　　（2）对已知烽隧、古道的考察，加深感性认识，为阳关调查做准备；

　　

　　（3）对前人所言阳关所在地点进行重点踏察；

　　

　　（4）以南湖寿昌城为中心，开展古道、水系的调查；

　　

　　（5）在对传统说法否定的基础之上，试图提出新的认识；

　　

　　（6）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敦煌南塞的分布；

　　

　　（7）玉门都尉、阳关都尉的分界问题；

　　

　　（8）从地域、环境条件，提出两关存在的原因除了道路之外，还有季节性问题，出阳关西南行为夏、秋之路；

　　

　　（9）完成古董滩地毯式踏察，其中有房址、耕地、水渠、墓葬与冶炼遗址等，与汉代“关”之地貌存在较大差异；

　　

　　（10）对古董滩周边遗迹的确认，烽隧、古道、墓葬群；

　　

　　（11）对疑似卫星影像的实地调查与确认；

　　

　　（12）在对旧有烽火台调查的基础上，新发现汉、晋烽火台20余处；

　　

　　（13）敦煌南塞的实地调查，将南塞与多坝沟—榆树泉盆地连接起来，构成敦煌汉塞南、西、北三面的完整防御体系；

　　

　　（14）完成古董滩、寿昌城的高清影像采集、RTK测绘工作；

　　

　　（15）完成双墩子北墩、古董滩试掘工作；

　　

　　（16）加深对敦煌古道的认识，对现有记录进行梳理：

　　

　　悬泉置东去广至县的古道；

　　

　　古董滩—青山梁—海子湾—梧桐沟东墩—葫芦斯台；

　　

　　西土沟东南口至南山古道的调查与高清数据采集；

　　

　　敦煌—党河水库—沙沟—五个泉—南山古道以及民国南疆公路的调查。

　　

　　（17）新发现阿克塞旧县城博罗转井骟马文化遗址一处；

　　

　　（18）采集重点区域的测年标本，为烽隧提供确切的年代依据；

　　

　　（19）完成调查过程中照相、录像以及部分地域高清摄影、RTK测绘、高清数据采集等等，还需要进行统一归档处理；

　　

　　（20）汉简的重要发现，有敦煌南塞的管理问题，阳关都尉的认识，汉简所记的阳关；

　　

　　（21）南湖一带环境变迁的认识；

　　

　　（22）存在的问题，包括一些遗址仅从现有的地表是很难判断时代的，如瓜州的营盘泉及其附近的小城，榆树泉盆地中部的两个小城，小方盘南三墩附近的百余米城鄣遗迹，风墙子的用途，古今地名的对照问题等等。　　

　　

　　二、主要认识

　　

　　阳关，一般说是因为在玉门关之南称“阳关”。这一点与传统“阳”的说法，所谓“水北、山南为阳”是有很大差异的。汉代据两关而界西域，这是《汉书》的记录，此说得以延续，《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域的东界画在了一般所说的玉门关与阳关。实际上，二关以西敦煌郡管辖的地域还比较开阔、比较远，西域著名的伊循都尉在汉代曾一度加“敦煌”二字。《汉书》又记二关均是“都尉治”。按照今天对汉代边塞部都尉的理解，每个部都尉都应该管辖近百里长的汉塞，部都尉下有3〜5个候官，每个候官负责20〜30千米汉塞的防御。关只是候官管辖的一个卡子。比明代嘉峪关的规模小很多，与同时代的肩水金关遗址比较接近。

　　

　　肩水金关是汉长城上的一个缺口，由东南延伸过来的汉长城（塞墙）在西侧距离额济纳河135米的地方建有门阙。阙是两个6.5米×5米的楼橹土台子，中间是宽5米的门道。西南角有一片办公场所，曾一度是候官及关、候长等所在地。肩水金关位于肩水候官与广地候官的分界地，也是肩水都尉去往居延都尉的必经之地，用以检查过往行人而已，军事防御功能并不大（图四）。

　　

　　

　　阳关的具体位置何在？唐代的地志文书，大体是以寿昌城为起点，一说城西十里，一说城西六里。具体里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偏远的大西北，有时候汉代人自己也分不清楚“玉门塞外”与“敦煌郡塞外”的差异。西汉中期曾在敦煌塞外，用了五年的时间去开挖一条大运河“海廉渠”，企图通过这条大运河向居卢訾仓运送粮草，攻打乌孙。去干活的通行证一会儿说“敦煌郡塞外”，一会儿又说“玉门塞外”。东汉《论衡》曾有西汉的“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将，何指？”以上述西汉人对“海廉渠”位置的认定与东汉《论衡》所载，可见若要用唐代人的记录来说清楚汉代的事，恐非易事。所以汉代之后的“阳关”，虽然也有史书记载途经此处的高僧、使者，但“阳关”只是存活在文人的笔下而已。

　　

　　清代之前，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行政管理断档期，除了地志文书之外，阳关已经不为人知。至清高宗问大臣们阳关所在之时，竟有以新疆的“阳巴尔噶逊”以对，这也是清高宗御制“阳关考”的由来。因为御制“阳关考”将阳关比附在今天的红山口，所以清代有关阳关的争议应该是不存在。皇帝说在红山口也好，地方志也可以说在“古董滩”。

　　

　　实际上今天所说的“古董滩”最早是出现在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中，名字是“古铜滩”。1907年，斯坦因到南湖考察之后，受助手拉姆汉·辛格的误导，认为南湖西边的沙丘是天险，不可通行。根据南湖的地理形胜认为阳关应在南湖一带。20世纪4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劳干、向达等在此地考察后，提出来“古董滩”“红山口”二说［1］。此二说一直影响着阳关地理位置的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侯仁之、李并成二位持“古董滩”说［2］；省考古所的吴礽骧持“红山口”说［3］；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曾一度提出“石棺材”说［4］；兰州大学历史系的杨建新在《古西行记选注》“葫芦斯台”注文中提出“一说阳关”［5］。

　　

　　在掌握已有认识之后，调查重点以寿昌城为基点，对现有四说可能存在的地点进行了详细调查。四说，均因为缺少直接证据而无法令人信服。正如一位先生的总结所言“有待考古的实地调查而定”。

　　

　　红山口是南湖水源切割龙首山而形成的一条自然峡谷，峡谷是设关最好的地方，但是考虑到龙勒县（唐代的寿昌城）与青山梁的位置所在，红山口不在南湖西南行的大路上，所以“红山口”说是不能成立的。

　　

　　石棺材有一个很好的传说，但它是一块与下方石块连为一体的方石，与汉代的关门没有关系。因为汉代的关卡在当时防御的功能并不强大，只是一个检查站而已，没有坚固的城门，没用大石块。若有建筑也就是类似肩水金关、小方盘的黄土夯筑或土墼。所以“石棺材”说也不能成立。

　　

　　“葫芦斯台”是蒙古语，即芦苇生长的沼泽地方。敦煌的清代方志中有两处“葫芦斯台”，一处是在今天敦煌西北去往小方盘的路上，还有一处比较远，称“西葫芦斯台”。前者已不知所在，后者在今天阿克塞县多坝沟南25千米的阿尔金山北麓。此处是南湖西南行经崔木土沟入南山的必经之地，也是汉代敦煌南塞的西界，有城鄣、烽台和古道，军事功能比较完备。但参考肩水金关、县索关与玉门关等汉代关卡的位置，这里位置太凸前，并不适合设关（图五）。

　　

　　

　　这样以来，有关阳关所在的现有四说，只有“古董滩”一说还找不到可以推翻的理由（图六）。只能是从其距离汉代龙勒县城（寿昌城）太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而已。因为阳关既是西域小国地理位置计算的起点，又是用兵西域的一个基点。既然阳关与县城距离如此之近，为什么不从县城开始计算呢？

　　

　　

　　基于上述推演，我们对“古董滩”及其周边古道进行了重点调查。

　　

　　考虑到“古董滩”距离县城太近，我们力图将关的位置向远再推一定距离。沿着南湖西南行的古道，找到了难得一见的“青山梁”，纠正了原来对青山梁烽火台的认识。再往前就是清代方志所言古道的又一重要地点“崔木土沟”，又称“推莫兔”。这里距离南湖有一天的路程，距离南塞的西界葫芦斯台也是一天的路程。沟南口东、西两侧均有烽台控制，沟中部由海子湾西墩、东墩、东石墩和城鄣构成一道严密把守的军事防线（图七、八）。前有葫芦斯台防御，后有南湖支撑，具有设立关卡的绝佳地理条件。

　　

　　

　　但是，在南湖沙山之南，穿过西土沟，我们发现了先前不曾注意的汉代烽隧以及敦煌南塞更多的城鄣、烽隧，将原有敦煌南塞从肃北至葫芦斯台的百千米空白进行了补充，把原来南湖一带的敦煌南塞向南推进50千米，汉代敦煌南塞从肃北开始一直沿着祁连山、阿尔金山分布至葫芦斯台。或在山前台地，或在山脊分水岭上；间隔几个烽火台，有一个小城鄣，构成汉代防御南羌的防线（图九至一六）。敦煌南塞从大巴图城鄣向北，经双墩子、双北墩子北墩、红泉坝烽火台与南湖、北塞联系起来。

　　

　　

　　南湖南塞的南推，促使旧有阳关都尉管控地域认识的修正，以前在二墩村附近划分阳关都尉与玉门都尉的说法也必须改正。阳关都尉与玉门都尉的分界应该在龙勒县城（寿昌城）附近。管辖阳关关卡的阳关都尉府所在地，仍然未知。

　　

　　

　　双墩子北墩发掘时，从旁边通往南山的古道，提出了南湖出发行进路线的问题（图一七）。是翻沙山西南行，还是直接穿西土沟南行呢？这条古道，路面宽8米，两侧均有大小不等的石堆（我们权称“路标”）。这条路在汉代烽隧附近，考虑到悬泉置附近古道的样子，这条古道也应该是汉代的古道（图一八）。它是干什么用的？谁走的路呢？不会是经过阳关去西域的古道吧？

　　

　　

　　说起古道的变迁，从清代刘绍棠到《辛卯侍行记》，一些西行者开始关注阳关这条古道的走向问题。地志文书的记录变化很大。梳理清末、民国时期的敦煌古道，也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探索。伴随着技术进步，除了自然环境的限制外，人为的环境变化也越来越显著。

　　

　　在我们越来越困惑的时候，1998年发掘的小方盘汉简公开发表，其中有一条明确记录阳关的简文，似乎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资讯。这是目前所有关于阳关具体路程的唯一简牍记录。它所记录的数字是目前最小的，更为接近阳关，有可能补充并纠正我们对阳关具体位置的认识。简文记（图一九）：

　　

　　七月戊寅起破羌亭行八十里莫宿阳关（98DYC∶28）

　　

　　这条简文的出发地是“破羌亭”，时间是夏天七月，某人行八十里后晚上住在阳关。破羌亭，已有的研究多将它比附在今天党河水库附近。这里是敦煌沿党河西南行的重要节点，惜所有的探讨仅存文字记述，实地无考，唯有唐代的山阙烽存在，代表、揭示此地的重要性。据唐代的地志文献记录，寿昌城到破羌亭的距离是65里。唐一里约合今540米，即65×540=35.1（千米）。

　　

　　一般而言，汉代一里约合今410米或415米，即80×415=33.2（千米）。

　　

　　粗略算来，阳关竟然在寿昌城（龙勒县城）东（图二○）。是不是在县城东，暂且不论。如果阳关在县城附近，为什么此人没有住城里，而住在了城边的关卡里？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证明阳关距离当时的县城（龙勒）还有一段距离呢？如果阳关在古董滩，岂不是过县城而不入，再行数里才宿于关下？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有汉简资料所言的破羌亭是不是唐代的破羌亭？汉简只记录了某人的行程，没有具体方向，存在着是不是从东向西行的问题。如果从西向东，方向颠倒又当如何？悬泉汉简中有“破羌亭”之名，具体位置不明。而唐代地志文书既称“破羌亭”，又称“山阙烽”。是不是也有问题？诸如此等，还有必要做一些工作。

　　

　　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虽说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发现，但与大家期待的最终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还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正，获得的资料、信息还需要一定的时日进行消化。

　　

　　（张俊民）

　　

　　参考文献

　　

　　［1］劳干：《阳关遗址的过去与未来》，《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08页；向达：《两关杂考》，《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99页。

　　

　　［2］侯仁之：《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蠡测》，《中国沙漠》1981年第1期，16页；李并成：《古阳关下的又一处“古董滩”》，《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2页。

　　

　　［3］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11页。

　　

　　［4］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89页。

　　

　　［5］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