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甘肃地区有着地方色彩浓郁的音乐舞蹈艺术,还有品类繁多的绘画,许多成果万世流芳,泽溉后学,为地方历史文化平添了几分光彩。
亦夏亦夷的古乐
秦汉时期,国家部门仍有乐府采风的传统,能将民间新鲜活泼的音乐、舞蹈及时地采集起来,同专业乐师的技巧相结合,加上活泼的多民族乐舞,使甘肃的乐舞艺术呈现出亦夏亦夷、异彩纷呈的特点。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甘肃东南部今陇南、天水市的“真秦之声”,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的俚俗状态。就是击瓦器、弹秦筝,拍着大腿,咿咿呀呀地唱歌。
汉墓砖画宴居图
缶,其形“如足盆”,按《旧唐书》的记载,它本是“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就是说,秦人从西戎那里引进了缶,并将它广泛地应用到各种演奏场合。秦国社会上层在以击缶弹筝为乐的基础上,又引进了东方的《郑》《卫》《桑间》《昭》(一作《韶》)《虞》《武》《象》等较高水平的“异国之乐”。然而,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却又失去了秦的声乐本色。汉朝音乐家就较好地解决了陇上民族乐同中原音乐交融的问题。如汉的军乐《鼓角横吹曲》,就是在此前周代鼓舞士气所用鼖(fén)鼓的基础上,又配之以从胡人那里引进的双角横笛,使胡乐融入中原传统的军乐演奏,汉胡乐和谐地搭配,得到各族将士的喜爱。从“秦声”到接受中原乐,再进一步吸收胡乐,相互配合,甘肃音乐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和提升。
据载,张骞出使西域,将西域的横吹技法带到汉朝,但当时能演奏的只有《摩诃兜勒》一曲。陇西音乐家李延年据此创作了28首新声,皇帝将其配做武乐。东汉和帝(89年-105年)时赐给边将,规定凡带兵万人的大将军都能得到一部。除了军中,在一般场合演奏,则只用其中的《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等10首曲。这部乐既有西域的乐器,又从《陇头》等曲名上可以看出它吸收了陇右的音乐成分,是西域音乐、陇右音乐和中原音乐的有机结合和融会,因而更具有广地域、多民族的特点。
汉代活动于今甘肃、青海一带的羌同汉人的乐舞交流,已经达到难分彼此的程度。再以笛为例。汉代大学者马融《笛赋》序认定“笛生乎大汉”。他写道:“近世双笛(双管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易》京君明(易学家京房,字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大意是说,笛子是汉人发明的。近世羌中盛行双管笛。吹起来像龙吟水中,很好听。《易》学家京房兼通音律,他将汉笛的四孔增为五孔,比传统七孔笛后出,完成了所谓五音笛。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汉笛七孔;羌笛三孔。段玉裁注:“汉时长笛五孔甚明,云七孔者,礼家说古笛也。”是说华夏族的七孔笛在汉初就失传了,羌族盛行三孔笛,后来,汉族“庶士”即民间艺人丘仲又从羌人那里学会了笛子的制法,并制成四孔笛,易学家兼音乐家京房在丘仲的基础上加了一孔,将四孔笛变成传播至今的五孔笛。
一杆小小的笛子,竟然也凝聚和体现出多民族共创华夏音乐的史实。
舞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周朝的五行舞改名为“五行”。秦的角抵、俳优也是综合性的娱乐形式,其中的俳优,舞蹈成分则更多。汉代有雅舞,有俗舞。雅舞多用于祭祀;俗舞来自民间,包括袖舞(执长袖而舞)、巾舞(执巾而舞)、盘鼓舞(在盘、鼓之上或之间跳跃舞蹈)、拂舞(执拂尘而舞)、铎舞(执铎而舞)、鞞舞(执扁鼓而舞)、建鼓舞(击建鼓而舞),还有龙马舞、鱼舞、桂树引凤凰舞等,“百戏”中的鱼龙漫衍(戴面具、披假形而舞)等也被纳入舞蹈节目,它实际是一种集舞蹈、歌唱及杂技、魔术于一体的表演形式。汉代还盛行从西域传入的“胡舞”。所有这些舞蹈盛行于京师、皇宫,陇右只出现在贵族、富户之家和官府,但毕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和流行着。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彩绘木舞蹈俑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两件彩绘木舞蹈俑,其中一件宽4.9厘米,厚3.5厘米,高26.7厘米。木俑梳高髻,着长袍,身体向右倾斜,左臂置于胸前,右臂举起,头微侧,作舞蹈状。另一件木俑底宽5.4厘米,高14.5厘米,削制而成。以黑、红两色绘五官和衣领等。木俑挽高髻,穿袍服。左臂抚胸,右臂向前上举起,身子倾斜,作舞蹈状。它们和同一地点出土的漆樽舞蹈画一样,都是现实生活中官僚贵族富户舞伎的艺术再现。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汉墓群出土属东汉时期的“青铜舞蹈人”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族民间的舞蹈虽较粗犷,但其多姿多彩,粗中有细则不容置疑。
绘画艺术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绘画,从载体或材质上大致可以分为墓葬壁画、砖石画、铜器画、陶器画、漆器画、木板画及纺织物画等。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汉漆耳杯
甘肃发现的许多汉墓中有壁画。如1956年发掘清理的酒泉下河清一号东汉墓为砖筑三室墓,双层砖砌成。前室四壁砌彩绘砖57块,照墙砌彩绘砖7块。画有“羽人”“舞人”“弛牛”“翼龙”“行虎”等。墙北边羽人展翅飞行,头发飘在脑后,着短裤,赤足,周围有云彩。“舞人”嵌在照墙正中。头发直竖,双手捧一物,下部有云纹。“驰牛”嵌在照墙南边,四蹄腾空,似在飞奔。“翼龙”画在照墙下部南端,呈在云中昂首,两翼向后,后尾高翘,急速行走之势。“行虎”也画在照墙下部南端,昂首举尾,行于云中,很有生气。前室砖画,南、北两壁分6层,每层8块,由上而下。第1层和第2层绘飞禽走兽,第3层绘树木、人物,第4层绘人物、帷幔,第5层绘树木、人物、走兽,第6层绘帷幔、人物和动物。东、西壁第1层与南壁相同,绘飞禽走兽,第2层绘有农人背树而立,头戴圆帽,着长衣,腰束带,持物劳作。画中有长嘴、长尾、红眼眶的飞鸟;有姿态雄健的大象;有在云中奔驰的麒麟;有头戴圆帽、身着长衣,手持长竿捕鸟的扑禽人;有身中三矢的一只野猪在拼命地逃跑。有一女子着红衣红裙,身后置一长竿,竿头挑一灯笼;有一男子身着红色长衣,面向树枝,双手挽弓;有二女子跪在灶前,双目注视灶门,右手扶灶台,像做炊事。又有一猎人骑马上,挽弓射箭,动作十分夸张,两臂几乎要拉成直线,壁画中还有隐约可见的彩绘动物及宴饮画面。绘彩用黑、白、朱砂、粉黄、赭石(土红)等,极富艺术研究价值。
这些壁画一图一个内容,各有寓意,互不连贯,但都蕴含着美好的精神寄托。在创作方式上,作者将现实世界同神异境界相结合,亦真亦幻,以表达主人对死者灵魂的美好祝愿与祈福。线条简练、流畅、粗犷、古拙,是民间艺人的精心之作。甘肃各地的秦汉墓壁画大都是这样的内容和风格。
砖石摩崖画。1974年,在酒泉上坝乡石庙子滩、五坝河出土汉代彩绘砖画,上有“犁地”“射猎”“煮肉”“仕子”等图像。1987年,文物工作者从天水市甘谷县收集到三块汉代模印砖,现藏天水市博物馆。一块是狩猎纹模印砖。长方形。砖面上下分四栏,各栏排列整齐,内容相同,为山涧狩猎题材。山谷间刻出猎人、奔马、猛虎、野猪、羚羊、鹿和飞燕等。整个图像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是较典型的汉代构图方式。一块是青龙纹模印方砖。砖上沿刻二花瓣,右边和底边是锯齿纹装饰。砖面中间模印一青龙,昂首腾空,首似马,尾似蛇,头长两长角,张口露齿吐舌,脊有二长须,四爪伸张,尾上卷成S形。青龙上方有一燕,下方饰三个柿蒂纹。一块是瑞兽模印方砖。砖上沿为锯齿纹,格线将砖面分为大小不等的六个区间,分别饰朱雀、羚羊、蟾蜍、青龙、鹿、人物等形象。有的是完形,有的为半露,生动活泼,古色古香,是已见这一时期甘肃砖画的代表作。
甘肃的汉代摩崖壁画以成县鱼窍峡《西狭颂》正文前的《五瑞图》最有名,该石颂文前刻有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等五种祥瑞物。布局紧凑,刀法古朴,形象具有表意性,反映了人们对武都太守李翕任官为政的赞美,是对《西狭颂》文字部分的有机补充。它和《西狭颂》书法一样,都是这一时期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秦汉天水郡、武都郡都盛产大漆,邻近的蜀郡也是漆和漆器的产地,因而这里漆器和漆画很流行。出土文物所见的漆画素材主要是动物、人物、几何纹饰、自然景象等。漆画家根据漆器的造型和大小,经过巧妙的设计,将上述纹样恰到好处地安置到器物的特定部位,大大提高了器物的美感和艺术价值。
秦汉时期甘肃地区漆器装饰上的动物纹样既有神话类动物纹,如龙纹、凤纹、仙鹤纹、麒麟纹等,也有现实社会的马、牛、羊等形象。各种动物画线条交错,萦回缭绕,变化多样,丰富多彩。如武威磨嘴子62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夹胎漆耳杯,其腹外四侧分别绘以四对朱漆凤鸟纹,四周则填勾曲线纹作辅助装饰,耳杯上的凤鸟被简化,整个造型呈“S”形曲线,极具动态、气势、神秘与虚玄之感。
武威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马
漆器人物画有羽人、舞人等。图画多用粗线勾勒,灵动传神,色彩简单明快,赋性若神若人,给人以很大的思索想象空间。如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的车马舞蹈漆樽,木胎径约20厘米,腹部残留铜兽面铺首两个,朱漆底,黑漆绘垂帐纹及车马出行和舞蹈等两组画。舞蹈画上有三个束腰窄袖,体型矫健的男子在旋转起舞。画家只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强烈的动感美;旁绘几团云纹,又平添了空灵的气氛。这幅漆画的构图技法、人物安排及对其神韵的刻画,都达到了汉代漆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漆器上的几何纹画,主要有菱形纹、三角纹、圆圈纹、平行线纹等。如武威磨嘴子4号汉墓出土的漆钵,其腹、底部交接处绘二方连续菱格纹,菱格内填圆圈纹和涡漩纹,口内次要部位则绘几何平行线纹。
自然景象纹主要为云气纹、卷云纹、波折纹等。云态气韵,有聚有散,舒卷自然,变动不居,一气呵成,具有很强的运动感。如成县西汉墓地出土的漆樽、碗、盘、耳杯等,其图案上就是以勾连云气纹为主。而出土于武威磨嘴子4号汉墓的彩绘铜扣兽纹漆钵,腹部靠近钵口部位,也以流云纹组成带状,整体图案奔放灵动又有规矩,表现出华美庄严的艺术效果。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木板画,长37.6厘米,宽12.2厘米。白粉敷底,红、黑双彩,有相对而立的主、婢二人。黑色发髻,红色交领宽袖深衣,均用墨线勾勒轮廓。右侧还绘有一棵树。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武威磨嘴子汉墓还出土了一件木板饲猪图,长36.3厘米,宽8.1厘米,厚1.1厘米。左侧墨绘穿宽袖深衣之人,高髻,右手前伸,似欲喂食,右侧墨绘猪一头,拱嘴翘尾,并用墨线绘出猪鬃,同样显得线条流畅生动。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绢底平绣人物
武威磨嘴子72号汉墓出土一块绢底刺绣人物图,上绘吏人,头戴尖顶帻,身穿窄袖紧身衣。1972年武威磨嘴子4号墓、23号墓和25号墓共出土了三件盖在棺板上的丝织铭旌,上面绘有日月蟾蜍图像,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玉兔。武威磨嘴子一号墓出土广山锦三块。织法及颜色相同,是墓主人的覆面及覆盖物。棕色底,黄、褐、白三色显花。在变体云纹之间,织有青龙、白虎,作相对奔走状。在龙、虎纹中间织“广”“山”二字。此外,还有织锦衣领边饰带一条,为上衣领口边饰。黄地,淡黄、褐、橘黄、石蓝显花,斜经组织。上下间以长方格对称隔离,内用淡黄、褐色织出龙虎等图案,中间夹织橘黄、石蓝色间隔的长形条带。这些文物都是甘肃纺织画的代表作。
来源丨甘肃日报(文/李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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