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喀则市区东郊有一座被称为亚谿颇章的建筑，曾经是十世班禅大师家人居住的地方。居住在离颇章不远的班觉老人，经常来这座院子里消磨时光，镌刻精细的雕梁、色彩斑斓的壁画，常常让他陷入关于年轻时光的回忆。他清楚地记得1952年6月的那一天，十世班禅大师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日喀则，城区万人空巷、激动人心的盛况。当时，班觉在聂拉木当农奴，因为被主人派到日喀则“支差”，才有机会一睹班禅大师的尊荣。

    今年76岁的班觉老人精神矍铄，和我们聊及往事，两眼闪烁的光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班觉的父亲出生于仁布县，早年跟随仁布的贵族绒·查巴（宅府在拉萨）做生意。班觉的父亲跟随绒·查巴，在西至亚东、东至康区的辽阔地域上，尽情展示其商业才能。可惜在班觉13岁那年，父亲在昌都一带的萨扎宗做生意时，意外辞世。

    子承父业，班觉继续跟随绒·查巴走南闯北，此时，绒·查巴已经晋升为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措吉”（意为总商），班觉也比父亲更频繁地出没于印度和康区之间漫长的商路上。据班觉回忆，当时的进货渠道通常在亚东和帕里两个口岸，以小百货为主，蔗糖、剪刀、针线、笔、布匹等等，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印度出产的一种可以刻玛尼石的铁器，在康区格外畅销。进口商品销售到康区之后，再运回酥油和羊毛，路上大约走8个月，最后到拉萨，把酥油和羊毛、连同牦牛一起卖掉。

    17岁那一年，班觉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逃亡。他微笑着坦言，绒·查巴对他还是不错的，决定离开只是因为想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有限的几次行商经历让他看到了实现“更美好生活”的途径，于是，他决定去拉萨。在拉萨，通过哥哥的关系，班觉结识了色拉寺藏巴康村的强佐土登益西，并重操旧业，跟随强佐往返于康区的德格、丹玛与亚东之间，直到民主改革以后，班觉再也不用担心遭到绒，查巴的惩罚，这才安心地回到日喀则。

    班觉父子行走在商路上的年代，是西藏商业史上昙花一现的开放期。1893年，订立不平等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亚东被开辟为商埠。次年，清政府在亚东设立税关。在开埠伊始的1895年，亚东关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达到41．6万卢比和63．4万卢比，并在此后l 0年内逐年稳步增长。1907年，清政府在江孜设立级别更高的商务局及海关，统管江孜进出口贸易；随后，西藏地方政府也于1911年在江孜设立商务总管（冲基）。

    历史悠久的江孜加日郊集贸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个“以物易物、朝日举市、午前便散” 的传统市场，晋升为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市场。这个位于白居寺前的集贸市场，传统上以沟通农、牧区的盐粮交换为主，附带一些农牧土特产的交换，市场由白居寺派专职的喇嘛管理，为此，白居寺还特别制作了12杆秤。1904年，随着《拉萨条约》的签订，英国人在江孜设立商务代办处，促成了加日郊市场的转型。据江孜县党校的巴桑次仁介绍，当时加日郊市场的商户主要有五类：一是帕拉等大贵族和白居寺等大寺院设立的商户；二是西藏各地商人的商户；三是江孜本地商户；四是尼泊尔商户；五是印度商户。市场历史上有过两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1930年到1940年，时有藏商70多家，尼商60多家。第二次是1956至1957年间，共有藏商270多家、尼商4家、印商3家。

    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隔绝、限制了山脉两侧民众的普遍交往，但这种限制本身却也潜伏着更多的需求，因而更加蕴含无限的商机。另一方面，加尔各答一亚东——江孜——日喀则——拉萨这条贸易线路，相对于传统的加德满都——吉隆——日喀则——拉萨一线，显然更为便捷，成本也更低。而在19世纪末，加尔各答相比加德满都，显然具有更强烈的世界意义。早在开埠前的1881年，印度人达斯在乌金的陪同下来到日喀则，就曾听到一位尼泊尔商人对于生意不景气的抱怨：“过去尼泊尔商人在西藏能赚百分之百的利润，而现在加尔各答商品进入西藏，走的是条捷径，而不是我们以前必须走的加德满都那条线路，所以我们的利润和贸易额都少了许多。” （达斯：《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藏巴汗

    沉浸在日喀则浓郁的商业气息中，我们隐约体味到一种由成熟的商业文明带来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尽管时过境迁，日喀则早已从一座五方杂处的“口岸”，蜕变为西藏名副其实的“腹地”，然而行走在日喀则乃至江孜的大街小巷，我们依然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源自不同地域文化并行不悖兼收并蓄的遗风。在修复一新的宗山脚下凭吊，我不由得想起藏巴汗。

    1628年1月，葡萄牙传教士卡布拉尔抵达日喀则，见到了那位日后梵蒂冈的文献中被称为“神圣明君”的藏巴汗。一份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信件中，卡布拉尔这样描述藏巴汗：“国王是个只有22岁的青年，非常聪颖，皮肤白皙，有教养，仪表堂堂，他的一大特点是对穷人非常宽宏大量，并且具有自由思想。”藏巴汗为卡布拉尔提供了很好的住房，环境优雅，负担他在日喀则期间的所有开支，并允许其自由活动。卡布拉尔在信件中还颇有意味地提及，藏巴汗是一位“蔑视喇嘛的国王，认为喇嘛是一伙坏人’。

    怀揣传教热情的卡布拉尔满怀希望，他自信他的传教会“可以成为耶稣会最光辉的传教会之一”，他甚至将日喀则誉为“通向整个鞑靼、中国和其他许多异教王国的大门”。只是，卡布拉尔也许并不真正理解藏巴汗，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对宗教的热情远远不像他的军事对手固始汗那般崇敬与执拗，他并不信奉单一教派——藏巴汗是噶玛噶举派的施主，也是觉囊派的施主，而他和格鲁派的关系绝非后世格鲁派高僧大德书写的那么紧张。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距离他所居住的宗堡最近、最大的寺院，正是被誉为格鲁派四大寺之一的扎什伦布寺，以至于当藏巴汗战败被擒时，四世班禅和萨迦派达钦(萨迦派的政权首领)都曾为其求情。而藏巴汗对自己本来一无所知的天主教的容忍与所谓的“支持”，或许出自他包容的性格，又或许是他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的表征。

    几年以后，后藏被笃信格鲁派的固始汗军队打败，藏巴汗被活捉，抛入拉萨河淹死。杜齐在《西藏画卷》中形象地说： “胜利了的黄教将藏巴汗的名字放在史志的坏人名单里。”然而在日喀则，在格鲁派统治的另一个腹心，祭奠藏巴汗的民间典礼绵延数百年不绝，一直持续到民主改革前夕，这是一种让今人不由得心怀敬意的“地方性”。当代的藏族史学家，如出身于后藏的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已然超越了前辈们怀有宗教情绪的狭隘，在其作品中给予藏巴汗客观而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