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策划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国的热血青年纷纷参军，兄弟两人也于同年10月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郭守譓经高中同学牛荫冠(“牺盟会”主要领导者之一，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推荐，任汾阳县抗日政府、县“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国共两党建立较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工作员;郭守善则来到下堡镇附近的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学习(当时同去数人，仅郭守善一人留了下来)，学习结束后，任汾阳县“牺盟会”助理员，并于1938年2月由李绍膺、温克敏(后任教育部业余教育司司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弟兄俩在当地积极开展抗日工作。打伏击战战火中锻炼自己1938年2月，汾阳沦陷，他们先后到了山西省临县“牺盟”中心区(与郭守譓同去临县的另一位同学，中途返回汾阳即遭日寇杀害)。当时“牺盟会”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苏谦益同志(建国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安排郭守譓到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随营五分校(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十二分校)任工作员，郭守善任岚县游击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
日寇进攻山西，阎锡山的旧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使阎对旧军大失所望。经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后，薄一波同志向阎锡山提出组建一支新军的建议。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新军正式宣告成立。新军建立之初，党中央和北方局就明确指出，要把部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薄一波提出在山西新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条例》明确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之最高首长”，为党对新军的领导提供了合法的制度依据。党中央还派遣了许多老红军、八路军充实到部队，使山西新军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到1938年初，决死队由4个总队扩充为4个纵队(旅)，各纵队政治委员分别由共产党员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担任。
1938年6月，岚县游击大队编入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游击六团(35团)，郭守善任二营四连政治指导员。他向战士们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还配合连长邱金发(老红军)进行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闲暇时他和战士们拉家常，关心士兵疾苦，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10月的一天，部队得到消息，日寇乘汽车通过汾(阳)太(原)公路，一连、四连奉命在罗城村外打伏击。等到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首长一声令下，各种武器同时喷出愤怒的火焰，打得敌人蒙头转向。这一战毙伤日伪军五六十人，烧毁敌军车2辆，缴获战马4匹及大批军用物资。罗城伏击战沉重地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初建不久的我军士气和广大群众抗击日寇的决心。在这以后，郭守善还率部队参加了小相村伏击战、庄子村夜袭战(时任八连指导员)及文水县西南社突围战(时任八连指导员)等多次战斗。
游击六团刚成立时部队装备很差，1300多人仅配备700多支步枪，几百把大刀，战士们普遍缺乏战斗经验。全体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凭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不怕艰难、英勇奋战，长期坚持在晋中平原，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周旋，像一把插入敌人胸膛的钢刀，痛入敌人骨髓。同时，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决死四纵队的主力团。
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令所属部队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中央指示八路军配合新军展开坚决的反击，郭守善率部参加了抓捕独七旅旅部反动军官的行动。紧接着在1940年1月晋西北反击顽固派的斗争中，部队相继参加了临县寨子村、阳坡村战斗，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屡立战功。不同岗位接受党的培养1942年，郭守善奉调到山西新军教导大队学习。1943年，教导大队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陕北绥德县城附近。抗大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军事学校，毛泽东同志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他还为抗大制订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日战争期间，抗大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第八期学员最多，学习时间最长。郭守善在这里经历了三年系统、规范化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学习，为今后在部队的组织、领导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