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协助安特生搞古文物发掘的村民
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安特生开始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他也由此被人们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安特生却被一些人横加指责，以至于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开路者被人们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5月，记者就安特生在甘肃的相关活动情况，以及如何认识安特生在中国北方及其兰州周边进行的考古活动，采访了我省考古学家郎树德先生。郎先生长期致力于西北史前文化的研究，曾主持了大地湾等古遗址的发掘。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安特生的相关情况。
马家窑的发现 今天，人们说起我国史前文化的代表器物彩陶，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提到：马家窑、马厂、辛店、齐家、半山等名词。它们是中国彩陶及史前文化的断代分期的名词，是以该类型彩陶的最初发现地而命名的。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等名词不仅和安特生密不可分，而且也和甘肃这块土地血肉相连。
走在临洮、临夏、民勤等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现，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山沟中，竟然隐藏着一个个名扬世界的地方。
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沙井等地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肃考古时发现的。可是，人们想不到最先发现马家窑、辛店等遗址的安特生却被人们横加指责，连日的采访给我们揭开了这位启蒙者曾经的往事。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1906年至1914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后来名称曾多次发生变动）的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
他到中国时，正是军阀混战之时，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找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看到采矿、找矿工作无法按计划进行，安特生只好向当时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提出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当时，双方商定所采化石归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瑞典一些博物馆所收藏。
从1917年开始，安特生在河北、辽宁、北京等地采集了不少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一批石器。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河南仰韶村的一处古遗址，并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发表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这是目前发现安特生所写文章中最早一篇提到考古学的。以兰州为中心的调查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安特生发现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相近，由此安特生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
他当时认为，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基于这一观点，安特生决定迁往西北的陕、甘地区，寻找那里的史前文化遗址，以此来验证它的观点。
1923年春天，他从西安向兰州进发。从这时候起直到1925年返回瑞典，安特生一直在西北的陕、甘、青三地区进行野外考古调查。他的主要活动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在西宁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朱家寨遗址的发掘成为安特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意味着他开始脱离地质行业，全力转入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中来。
在西宁朱家寨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功，促使安特生进一步在甘肃境内开展工作。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距离朱家寨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然后，他们回到了兰州，准备过冬。
在兰州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并没有闲下来，他们利用兰州辐射甘肃的地理位置，收购了一批相当精美的彩陶。后来安特生把这批彩陶基本上都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
冬天过去了，天气渐渐变暖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继续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924年4月23日，他们离开兰州，沿着洮河一路南下，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安特生抵达洮河西岸，再次进行了大量的发掘。
在洮河的阶地上他们发现了临洮县的灰嘴遗址和辛店遗址，同行的袁复礼测量了准确的地形图。然后，他们又在洮河西岸的广河县发现了齐家遗址。不久在助手的帮助下他们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1924年6月26日，他们发掘出了广河的半山文化遗存，随后又发现了寺洼文化遗存。到1924年7月中旬，他们在洮河流域的工作基本结束了。
为了寻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部，寻找地域也被扩大了许多，为了赶在冬季之前完工，安特生的助手居某又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厂文化。
而安特生直接去了河西走廊，不过在河西走廊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在民勤沙井村，他们发掘并发现了沙井文化，一共发掘了四十余个墓葬。至此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在甘青地区的调查。1924年10月安特生回到了北京，1925年返回瑞典，1927年、1937年又两次到中国进行一些短暂的考察。此时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上。引起争论的西来说安特生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研究》、《甘肃考古记》等多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考古专著。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起源、分布、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至今他的看法和观点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有些是依然影响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指导性观点。
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初，他认为，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有非常相似的内容。由此，他提出中国彩陶文化可能源自于西方，此说提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几年后，安特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至今仍余波未平。许多人并没有详细了解他后来的观点，只是一味地责难这位启蒙者。到了后来，民族主义情绪极端爆发的年代里，他被与其他一些“窃宝者”相提并论。这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在1923年前，安特生比较了仰韶文化和西方中东等一些地方的彩陶尤其是中东的安诺以后，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西来”假说。这只是一个推测，可许多人不明就里。安特生是这样认为的：“仰韶彩陶和安诺等近东和欧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而巴比伦等地的彩陶年代要早于中国仰韶，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这些观点就是针对彩陶而言的，与文化、人种等没有关系，而且他声称这仅仅是一种假说。
随着甘青地区发掘的完成，许多新的想法和观点也在酝酿中，他利用大量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1924年安特生发表了《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的，并从西方受到影响。这个观点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大争论。一些东西方的学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说。安特生对这些观点再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利用他们再次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1925年他的《甘肃考古记》发表了，在文中对之前的观点再次进行了修正。他否定了前面推测的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的。并沿新疆、甘肃传入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随着一次次的研究，到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结晶。他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然而人们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把安特生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而大加批判。所谓的盗挖彩陶人们对于许多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给与批评，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强盗，打着文化研究的幌子，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盗挖中国文化珍宝。
安特生和那些强盗学者们截然不同。他到中国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的批准，尽管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峙，但北洋政府也是代表中国的政府。
安特生和中国北洋政府曾经签订过一个协议，早在1924年12月，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建议中国和瑞典双方，将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可见，安特生在中国内地的考察是向中国政府进行了申请且被批准的。
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
1936年，南京港口，安特生目睹最后一批仰韶文物从瑞典运回到中国，如释重负。作为两国协议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政府同意安特生把在河南发现的仰韶文明时期的陶器运回瑞典整理研究。在研究完成之后，再把其中的一半归还给中国。
这个协议从1927年开始，到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来中国，进行了9年。“安特生当时在仰韶发掘了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片陶器，并运回瑞典，安特生依托这些中国文物，建立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目前仍在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仰韶陶器大概有400多件。”
以此推断，当年安特生归还中国的那一半总数至少也要在400件以上。据东方博物馆的记录，文物退还总共七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9月为最后一次。
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新建的博物馆中，看到了他寄还中国的最后一批文物。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局势动荡，这批珍贵的国宝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