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靖远县境的黄河上，可以设置渡口的地方不少，为什么一定要将会宁关渡设在今靖远县北城滩北的黄河上呢？黄河从靖远县西境的乌金峡流入县境，到县城东北的黑山峡出县境，全长340多里（包括已划入白银市平川区的红山峡一段）。因此靖远县可以说是黄河流经甘肃县境中河道最长的县。在这么长的河道上，当然有不少可以作为渡口的地方，如北湾乡的寺儿湾、乌兰乡的虎豹口（河包口）、石门乡的小口（石滩）、兴隆乡的大庙等。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渡口，是供大军、商队及其粮秣、商品通过的渡口，是与汉、唐长安的驿道相通相连的渡口。这样的任务就不是一般渡口所能承担的，更不是乡村野渡所能胜任得了的。在靖远县城东北由南往北的黄河上，有红山峡，全长180里，是我国黄河上最长的峡谷。这一带黄河水流落差十几米到20米。峡谷两岸高出黄河水面几十米，人们熟知的“洋人招手”（阴窝石）、“观音崖”等险滩就在这里。因此这一段黄河上是不利于设置渡口的，准确地说是不适宜设置大的渡口的。同样在靖远、景泰两县和宁夏中卫县交界处的黄河河段上，这里有黑山峡，也不宜于设置大的渡口。靖远县北城滩一带，地处黄河南岸，北面是景泰县的五佛乡，这里上下十多里的黄河正处在红山峡和黑山峡两个峡谷之间。五佛乡和北城滩一带的黄河两岸，群山环绕，形成一个河谷盆地，比较开阔，而且水流平缓，也没有急流险滩，适宜设置渡口，尤其适宜设置大的渡口。

       关于会宁关的位置，《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都记载说：会宁关，东南（一作“西南”）去州一百八十里。说明会宁关在 会州驻地会宁县西北（或东北）180里的地方，无论是“东南”，还是“西北”，会宁县和会宁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这个大方向这是无法改变的，而且两者相距是180里。这是唐、宋时人的记载，也是明确无误的。已如上述唐会宁县在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的缠州城，以北城滩为会宁关所在，这与唐会州会宁县在方向和里数上相符。《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35~36图，将唐会州的治所会宁县标在今靖远县城，又将会宁关、乌兰县标在靖远县城西南的黄河南岸，远离黄河，这是欠妥的。因为这既不符合唐宋人的记载，也不合情理。

       开元天宝时的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它的西境在长安以西万里以外的地方。它在我国西北地区设有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还在今新疆地区设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离会州最近的河西节度使（治所在甘肃武威市），当时驻军7.3万人，马9400匹。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管兵7.5万人，马1.06万匹。仅这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十几万军队和两万匹军马的粮秣、器械，大都是要经由会宁关渡渡河。“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来住于长安与凉、甘、瓜、沙诸州及西域各国间的商旅及其货物，大多也是经由会宁关渡河的。因此会宁关就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也最繁忙的渡口。

       唐代的关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只有在长安周边的关中地区、与驿道相连的关才能是上关，其它地方与驿道相连的关只能是中关或下关。据《大唐六典》记载，会宁关就是当时全国十三个中关之一。在唐代有名的十一个关津中，会宁关渡是当时最大的。唐朝政府规定：国内各大渡口，凡是没有桥梁的，“量其大小难易”，由政府拨给船只和船工。据唐代《水部式》记载，开元、天宝时，“会宁关有船伍拾”。每只船的船工以三至五人计，会宁关渡约有船工约200人，每天渡河的人当达千人以上。就船只和船工的数量而言，会宁关渡在当时全国没有桥梁的渡口中，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以想见，当年的北城滩一带，四周巍巍群山环抱，滔滔黄河中流，倚山临水，一南一北，是雄伟的会宁关城和乌兰关城。关城下的黄河阶地上是等待渡河的士兵、商人和物资，大河两岸车来船往，人喊马嘶，一定是十分热闹的。

       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的大片土地沦入吐蕃之手，朔方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驻守的灵州一带就成了吐蕃进攻的目标之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为了便于渡河入侵，吐蕃在乌兰关下修建了一座浮桥，这就是乌兰桥。关于吐蕃修建浮桥的经过，还有一段有关当时因边将腐败生事的故事。原来吐蕃想在乌兰关下的黄河上造桥，就预先在黄河岸边准备材料。当时朔方节度使就常派人潜入会宁关渡附近，将建桥材料投入黄河，使 之无法建桥。后来王    作了朔方节度使，吐蕃 听说此人贪婪，就事先贿赂他，然后就抓紧时间，加紧建桥。桥建成之后，在桥头上修建了一个半园形的环城，加强防御。此后，吐蕃就从桥上渡河，经常进犯朔方一带。 (责任编辑：张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