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武园西口就是广仁寺



习武园东口这几棵大树在改造路面时被保留下来，树根部高出地面不少。



　　《清西安府图》中的习武园校场一带（图中灰线处为今习武园路）。

  在西安城内西北角，有一个凝聚着清代西安城“武”元素的地方——习武园。虽然曾经闪耀的刀枪剑戟都已黯淡，活跃过的能骑善射者也早谢幕，但是，探寻它的历史，尚武的威风依然能让人感到振奋。
 

  康熙驾临习武园检阅绿营兵

  习武园位于西安城的西北角。巷口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古意盎然，感染了这份静谧，现在的习武园也相对安静，尤其在靠近寺院的路西段，每有汽车驶过，车轮碾轧路面发出的声音都格外响亮。

  习武园是一处清代留下的地名，因在城西北隅，又叫西武园。然而，对比清代西安府图与今天的西安市地图，两处习武园的位置可谓大相径庭。在清代的府图中，习武园北起西安城北城墙，是一块开阔的长方形场地，四周用围墙围起，开口在南墙。而今天的习武园，是一条东起西北三路，西接顺城巷，长六七百米的街道。

  从矩形场地到一条街道，习武园在这段过往中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昔日的矩形场地里又发生了什么耐人寻味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庆大典时，隆重威严的阅兵仪式常是一项重要内容，它通过展现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成就，燃起每位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实，阅兵仪式自古就有，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习武园，曾经就是清代的一处阅兵练武场所。

  清代的军队编制与明代不同，既有按照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编制的八旗兵，同时还有入关以后收编汉人所建、以绿色旗子为标志的绿营兵。平时，八旗兵和绿营兵分属不同校场训练、检阅。八旗兵在满城内的八旗校场，绿营兵则在满城外的校场操练。此外，绿营兵还分不同级别，受不同的长官统率。如有陕西巡抚所辖抚标绿营兵、西安总兵所辖绿营兵等。不同绿营兵，有各自的操练和检阅校场。习武园，即是清代主管陕西军政的陕西巡抚按照惯例校阅绿营兵的地方，也被称为北校场。不仅如此，康熙皇帝曾经还亲自驾临习武园校阅军队。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为安定大西北，康熙皇帝西巡陕西。11月，经潼关进入关中，在游览了华阴、临潼等地后来到西安。在西安期间，文治武功卓著的康熙皇帝，考察了吏治民风，并检阅了西安驻军，考察各军训练成果及战斗力。康熙对绿营兵的检阅，便是在习武园内进行。检阅后，康熙对兵士表现出的骑射技能十分满意。这次西巡的感触，康熙创作了一首《长安行》，诗中对此行阅兵亦有所描述，“河山天险古金汤，都邑规模溯汉唐。陆海膏腴本沃壤，秦风■悍称岩疆……大阅三军训甲士，来朝诸部趋藩王。”
 

  清代武举考场的所在地

  不过，习武园的来头还不止如此，在清代，它还承担着另一项重要作用。这项作用，使它不仅对统治阶层意义重大，还让它成为众多民间习武者心中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地位超然。这究竟是哪项作用呢？

  西门里贡院广为人知，那是明清数百年间科举考试中文科乡试考场。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偏于城西北角的习武园也与科举考试有关，原来，这里便是清代与贡院对应的武举考试场所。

  科举中的武举从唐代创制，发展到宋代较为完善，成为科举体系中的一部分，确立了比较细致的考试办法。在元代，武举被废止。到了明清两代，武举恢复并兴盛。尤其在清代，由于清朝统治阶级出身游牧民族，能骑善射，武定天下，所以尚武之风甚浓，因此武举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武举脱颖而出，成为普通习武之人走上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样，民间习武之风愈浓。武官中，除了当兵打仗出身的人，从武举出身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是武举考试进行的场所，对怀有梦想与抱负的民间习武人来说，习武园便成了他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最佳舞台。

  那么武举到底是如何进行？又要考些什么内容？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张永禄介绍说，清时期的武举基本固定为三年一次，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在县府举行，考中的人称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就是武举人；会试和殿试要在京城举行，考中的人称武进士，其中殿试的头名就是武状元了。考中的人将被授予武官官职，风光无限。在习武园举行的武举，就是其中的乡试环节，它由本省巡抚主持，所考内容分内场和外场，内场是笔试，算是文化课考试，要求应试者默写武经等，外场则考的是实践操练篇，包括测试骑射技能的马射和步射、考验气力的举石、舞刀、拉硬弓等项目。每项考试内容，都有各自相应的达标要求。最终中举者，就算得到了进身机会，还可以再去京城参加会试，进一步获取升迁机会，为国效力。

  清初的著名武官、西安府长安县人梁化凤，就是在这里与人比武，中得武举人，获得进京会试资格，成为武进士。此后，他作为清廷一名重要的军事将领，屡建功勋。

  辛亥革命后习武园不再是校场

  后来，随着清朝后期的衰败与没落，武举人才无法满足近代战争中抵御外敌的需求，武举制度不再能够胜任强军御敌的时代要求。在光绪27年（公元1901年），盛行中国几个朝代的武举制度被宣布废止。自然，习武园作为武举场地的历史也就随之宣告终结。

  关于这段历史，《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衙署考》中有记载：“习武园，即演武场，巡抚循例大阅之所……历科武闱乡试校士亦在此，科举停，遂专为校阅地。”不过，此后“专为校阅地”的状态，习武园也没有维持太久。

  这就要说到有关习武园发展的另一个节点辛亥革命了。当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被推翻，习武园从此不再是清军校阅地。

  从一张民国时期的西安市区域图中可以看到，习武园一带与清光绪年间的府图相比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只是在长方形的围墙上多了几处豁口，顺着几个豁口，是一道道人们踩出的阡陌小路，弯曲着通向西北方向角落里的广仁寺。

  广仁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正是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后，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权统一而敕建的。它位于习武园西北侧，是陕西省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

  开阔校场渐成农田街巷

  习武园废弃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比较荒凉，后来逐渐开辟出许多农田，住上人家，形成村落街巷，并有了各自名称。其中在原校场偏北位置的一条东西方向街巷沿袭下了习武园的名称。

  成为街巷的习武园，东起西北三路，隔西北三路与药王洞巷相望，西头开始只到西北一路，前些年才向西延伸，拓至西城墙内的顺城巷。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介绍，在民国年间，习武园的东段称为药王洞西路，解放初归入习武园，1966年曾改称八一街，1972年又恢复原名。陕西省综合勘察院、省农业厅都位于巷内。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习武园一带多是农田，平日人很少，偶尔还有狼出没。附近的城墙上被挖出一个个大洞，有的洞里住着外地逃难来的人。年过古稀的西安地名专家葛慧老先生幼年与家人从山西来到西安时，就住过那里的城墙洞。葛老先生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城墙上这些洞当时被当做防空洞，防空警报一响人们就往里跑。据说有一次日机扔炸弹，恰好落在一个防空洞附近，洞口被炸塌，躲在里面的人都不幸遇难了。之后，人们就将防空洞挖成墙里墙外两面打通的样子，以防一面洞口被炸毁。后来葛老先生家住进一个防空洞时，才把靠城外的另一端洞口封死。

  那时，习武园路南有一个小村子叫王家圪塔，葛老先生一家后来就租住在村里的一户农家院里。同住的有好几户山西人，都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着担子做各种小生意。葛老先生说，当时习武园这片的场景就像现在的郊外。说到这儿，他还讲了一件趣事：“农家院里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树上有个老鹰窝。有一次，我刚割了一块肉提回来，突然一只老鹰飞蹿下来，速度相当快，我根本来不及提防，鹰就把肉给叼走了。”

  到解放后，习武园附近依旧比较偏僻冷清，除了一些平房，还有不少用牛毛毡搭建的棚户人家。住在习武园36号院的贺先生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那一带人多了，路边的平房也多了，但是一到晚上七八点路上就基本没人了。57岁的刘新丽女士1972年进入习武园里一家围巾厂工作，时常要上夜班，当时她家住北大街，虽然夜班时间是晚上12点多开始，但她通常晚上吃完饭七八点钟就会赶到单位了，因为再晚习武园那段路太偏，独自夜行不安全。

  除了围巾厂，习武园还有两个大厂子：塑料厂和啤酒厂。69岁的冯苗阿姨住在习武园西段三十年了，在家门口经营着一个小卖部。她回忆说，原来，三个厂子中，围巾厂在路中段偏北，啤酒厂在路南边，塑料厂在最西头。围巾厂前有一块菜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消失。后来几家厂子中，有的迁走了，有的倒闭了。大约在六七年前，习武园西头发生了较大变化。厂区迁走，道路打通，再向西延伸，经过广仁寺门前，直到顺城巷，成了现在的样子。

 

  尚武门得名与习武园有关

 

  在习武园采访时，多位居民不约而同地都跟记者提起了一座已被拆掉的大院子。在他们的描述中，这座院子曾位于习武园路中段南侧，是民国时期的建筑，算是那一带房子中的代表，主人好像是一个军官。有一次下大雨，刘新丽来到这座院子外避雨，被好心的主人请了进去，“别看门头不大，进去之后院子却挺深，天井四周都是房子，中间摆着一些花草。顺着走廊从侧面往后绕，里面还是一进院子。”像这样的院子在后来的改造中都拆掉了。

  现在的习武园，两侧法桐高大茁壮，路边尽是密集的楼房，只有在路南的36号院外，临街还保留着一排顶部为人字形结构的安架房，看上去年头稍久一些。据当地住户介绍，这排砖混土木平房大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据说曾经是啤酒厂堆放酒瓶的库房，现在开成一间间店铺。而路边其他建筑，多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建造的。

  尽管如今的习武园，既没有武场上高手的精彩较量，也没有校场将士中的飒爽英姿，但是，曾经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习武园里打听，不少居民都能说出几句习武园名称的来历，虽然不一定完整准确，但绝对都围绕“武”展开。而街东口不远处的建国后新开辟的城墙小北门，也因为临近习武园的缘故，被冠以“尚武门”这个气势不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