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资料图）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三年五月九日电 战斗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辽阔垦区的十万知识青年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成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批知识青年中，已有两千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两万多人加入了共青团，一万一千多人当了干部、教师、技术员和医务人员，有五十五人被选拔到了团以上领导班子。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十万多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到天山南北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广阔垦区。党中央和毛主席无微不至地关怀知识青年的成长。一九六五年七月，周恩来总理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工作时，亲切探望了知识青年，勉励他们努力学习马列着作和毛主席着作，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党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热情关心和帮助知识青年。各级党组织组织老红军、老八路、老军垦战士给知识青年讲述当年参加南泥湾大生产和全国解放后来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变沙漠为良田的传统，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的革命精神，为建设边疆贡献力量。各级党组织还经常组织知识青年深入维吾尔农村和哈萨克牧区，了解和学习农牧区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并请各族贫下中农（牧）到农场讲翻身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组织广大知识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批判XXXXXXX散布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知识青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更加坚定了他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把南泥湾红旗接过来”,已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实际行动。战斗在塔里木盆地的近六万名上海知识青年，正在为把塔里木变成国家粮棉生产基地而积极贡献力量。为了治服“无缰之马”-塔里木河，有六千名上海青年，和老战士一起，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在滔滔的塔里木河上游修建起一座蓄水一亿多立方的平原水库，一座拦河闸，一条二十里长的引水渠，保证了沙漠里七十四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去年在遭受旱灾的情况下，这里的粮食生产仍然获得好收成，总产量比一九七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一。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广大知识青年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科学实验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天山南麓孔雀河垦区落户的广州知识青年张应坚，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同军垦战士一起搞水稻科学实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培育出一种抗寒、抗碱、抗倒伏的水稻高产新品种-“国庆二十号”.这个品种在垦区重盐碱土地上推广以后，亩产年年在千斤左右。现在，这个水稻新品种不仅在天山南北开花结果，而且在内地的一些省份也推广了。
后记小花絮：对这篇报道，我要重点讲讲。这是我在1973年采写的，当时作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的重点报道，由新华社《每日新闻》编发后，立即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头版刊登，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间和早间新闻广播，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报也纷纷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当月的《新华月报》收录此文，并被收录入《新华文摘》。据当时新疆分社宫敬之社长告诉我，这篇报道是当时新疆分社近10年来刊用情况最好的。我和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新疆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的同事们，当然非常高兴。
其实，这篇报道的采写过程非常简单：1973年初，因为我第二个孩子出生，我暂时无法下基层采访，于是选择了一个报道知青在兵团成长、发挥作用的课题。当时，我的想法是，上海等城市知青支边进疆已有10年，又经过了“文革”,外界一定很想了解这些青年的现状，于是开始收集资料，撰写新闻稿，并于5月初发给了新疆分社，新疆分社随即发给新华总社，七天后《每日新闻》刊发，接着就出现各大报刊争相头版报道的情况。事后，我们还再三思考，这篇稿子为何刊用得如此好。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报道被刊用的背景，竟然还同震惊全国的一个历史事件紧密相关。这个历史事件，就是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就知青问题，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随后给李庆霖复信，并随信寄去人民币300元，为李先生之子，插队知青李良模“聊补无米之炊”.
李庆霖先生35年前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可谓影响了中国知识青年的历史命运！而我采写的这篇反映十万知青在边疆成长的报道，恰恰顺应了当时政治形势与宣传的需要，顺应了全国知青工作的需要，这不是“歪打正着”是什么？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他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算作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附注：据说，毛泽东在读这封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后来他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