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是汉代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勇士县的“满福”,新莽时期的“纪德”,是汉代丝绸之路陇中段繁华的重镇和贸易枢纽，居于要冲咽喉位置，同时也是汉代天水郡勇士县的政治文化中心。踏进安定区巉口镇，仿佛走进了两汉及“新莽”的历史中。该地曾出土上千件汉代文物，其中在我国度量衡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珍贵文物“新莽权衡”就是典型代表。
稀世珍宝的出土传奇
新莽权衡又称王莽权衡，据相关资料记载，新莽权衡是王莽新朝（9-23年）所制造的铜铸计量器。在今天电子秤普及的时代，许多人对权衡这样的度量衡已感到十分陌生了。但是由我们日常用的词汇中依稀可见古人使用权衡的影子，如“衡量”“权衡轻重”“权衡利弊”等都是含有斟酌以求平衡的意思。
权衡本指度量衡中秤量物品轻重的衡制。一根叫衡的横杆，中央有钮可提，使横杆两端平衡，秤重量时，一端秤物，另一端悬权，权就是我们所说的砝码，砝码与秤物等重，则平衡。《墨子》“经说”: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
据考证，杆秤的使用大概始于东汉时期。东晋时裴启的《语林》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名叫孟业的大胖子，有人认为他有一千斤的体重，光武帝想当面称秤，看他是否真的有此分量，于是有某位大臣作了一个大杆秤，悬挂在屋子的梁上，孟业一过秤，果然有千斤重。权衡一般指先秦权、秦权、汉权、莽权，为此这些权的器面上往往有斤两重量的铭刻，其内容也正好说明了权衡的砝码用途。至今发现的秦汉权并不多，铭刻也不够详尽，而安定巉口出土的8件新莽权衡种类齐全，铭刻内容详细，不仅有斤两的内容，而且有颁行过程和纪年铭文，因而在我国度量衡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安定巉口出土的新莽权衡，说来还有一段充满辛酸和传奇的沧桑史话，比如，“莽权出土”“兄弟卖铜”“兰州失盗”“文物西迁”“抢运台湾”等片段，堪比意外惊喜、跌宕起伏、曲折坎坷、峰回路转的惊险剧，实际上是和我们民族的那段屈辱苦难的历史分不开的。
1925年初秋的一天，年仅13岁的巉口小伙秦恭在距离镇子不远的关川河河滩放牛，顺便拔一些猪草背回家，这天正好是雨过天晴，绿草团团簇簇，当他走到一处塌崖下时，忽然发现半崖有东西在隐约发光，便好奇地爬上去看个究竟，见是黑黝黝的硬物，发着斑斑绿光。秦恭年纪小，力气单薄，没敢挖，回家后告诉了年长几岁的哥哥秦让，第二天兄弟俩便去挖掘，不曾想，这一挖，便挖出了8件稀世之宝。不过，秦氏兄弟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只当是废铜烂铁堆在家中柴房，这一堆，就是4年。1929年，甘肃大旱，饥荒之年，生活艰难，秦家兄弟于是打起了那一堆烂铜的主意，两人一合计，用独轮车推到兰州变卖，碰巧被古董商人马实斋发现，用60块银元以碎铜价格买走，转手便以240块银元卖给了古玩商人张寿亭。此时北平的古董商朱柏华闻讯赶到兰州，出银140元抢购了8件宝贝中铭文清晰的铜衡及“九斤权”,随后以5100块银元转卖给北京琉璃厂尊古斋。其余6件由时任甘肃建设厅厅长的杨慕时先生用800块银元买下，后转交兰州民众教育馆收存，并向公众展出一个月，声名鹊起，传遍陇上。1932年7月的一个雨夜，收存于兰州教育馆的莽权文物除最重的石（dan）权外，余皆被盗。时任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将军及时电告当时任国民政府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的马衡先生访查，不幸中的万幸，马衡先生访缉天津英租界古玩商铺时发现了正欲运往国外的5件莽权国宝，遂数次交涉，未果，无奈只好通知天津公安局拘押珠宝店经理，并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轰动一时的盗宝案，追回了文物，移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前身）收存。被倒卖到琉璃厂尊古斋的2件莽权，也由马衡先生多方奔走协商，最终得以原价赎回，保存在北京团城。
此时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打到了山海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物保护行动开始了。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南京，还未顾上喘口气，淞沪战役已经打响，故宫南迁文物加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的文物，在日军的炮火下，分三路紧急西迁，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万里西行，其中就有定西巉口出土的5件新莽权衡器。
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悉数回到南京。1949年解放前夕，西迁文物中的精华部分随蒋介石政权运到了台湾，其中就有那5件莽权国宝。现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留在甘肃的石（120斤）权和保存在北京团城的铜衡和九斤权团聚，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
王莽统一度量衡
巉口出土的新莽权衡器共有8件，“权”“衡”“钩”均为衡器，其中“权”形皆似圆环，相当于后世磅秤的砝码，自三斤、六斤、九斤、六十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衡”状如同横梁，中部有纽，一端悬“权”,一端挂“钩”,用于称物：三者合一，与现代天平相似；而“丈”是测量长短的计量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件权衡分别为：新莽铜石权、新莽铜九斤权和新莽铜衡。
新莽铜石权（新朝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外径28.05cm,厚8.2cm,重29.95kg.环权侧刻：“律权石，重四钧”和王莽诏文：“皇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已己，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这81字铭文被后世普遍认定为王莽改制颁行天下的“宣言书”.）从此铭文和史书记载对照可换算得知，四钧为石，一钧为30斤，此权应为120斤。
新莽铜九斤权：外径10.42cm,厚6.5cm,重22.22kg,环权侧刻铭文：“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新莽铜衡：新衡状如横梁，中部为纽，一端悬权，一端秤物。右悬尚存，衡长64.74cm,宽1.6cm,高3.3cm,上悬高3cm,宽2.3cm,下悬长1.47cm,宽0.5cm,衡前中部刻铭文，直书，自右而左，篆隶体，遒劲秀丽，铭20行，每行4字，唯第13行5字，共81字，与丈、石权铭文同。
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5件“新莽权衡”器：
新莽铜三斤权：外径7.7cm,内径为2.22cm,高2.83cm,重729.726公克，铭文仅“酉”、“日制”、等字可辩认，余皆模糊。
新莽铜六斤权：外径8.94cm,内径2.96cm,高4.13cm,重1445.766公克。
新莽铜二钧权：外径21.55cm,内径7.45cm,高7.557cm,重14774.529公克，铭文“律二□，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通过“律九斤”换算，该权重量约60斤，因而该缺文当为“钧”字。
铜丈：出土时已折为两截，上半截长132.7cm,宽4.77cm,厚2.4cm,下半截长97.6cm,宽厚与上半截相同。全长230.3cm,重21.8公斤，铭文二行，为遒劲有力的篆体，内容与莽衡上的铭文完全一致。《汉书律历志》关于丈有这样的记载：“其法用铜，高一寸，宽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对照巉口出土的新莽铜丈尺寸，大体上符合上述记载的尺寸。新朝王莽时的一丈长度为230.3cm,巉口出土的此丈全长为230.3cm,正好为一丈，属于新莽标准度量器。
新莽铜衡钩：钩宽及厚皆为1.65cm,外端长26.2cm,内缘长19.5cm,钩上端有孔似小瑗，肉好相等，体为肉，孔为好，孔的直径为1.55cm,瑗的外径为4.5cm,钩可以悬于衡一端的下悬。
《汉书·律历志》载：“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律历志》又载：“王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大小诺，以轻重为宜，圜而瑗之，今之肉倍好者。”可见，安定巉口出土的新莽权衡与史书记载是完全相符的。
寻踪汉代丝路要冲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郡共辖16县，其中有獂道、勇士县。今定西市安定区分属于这两个县。又据《资治通鉴》卷八十五记载，两汉朝为了统治羌、戎等少数民族，除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令长外，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可见，“属国都尉”是管理归附于汉王朝的少数民族的行政机构，有独立的建置。
《汉书·地理志》勇士县条下有“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这里明确告许我们属国都尉治“满福”在勇士县辖区内。王莽新朝改其名为“纪德”.因《汉书》对“满福”的位置未作进一步说明，“满福”究竟在什么地方？引起了许多人特别是定西同仁的关注。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天水郡属国都尉治“勇士县满福”为“凉州刺史部无考都尉治所”,这成为定西人的一件憾事。由于多种原因，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同仁们，并未对安定区及其周围地区做实地的详细考察，加之当时出土实物的单一，定为“无考”并非编辑者的本意，实际上，定西的同仁们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伴随着大规模基础建设增多，大量有价值的文物相继出土，使之对“满福”治所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史书记载，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满福”（莽曰纪德）在当时勇士县辖区内，勇士包括今安定区北部、西部以及榆中县的北部、东部，其中勇士县的县治在今榆中县青城乡黄河南岸。因而寻找“满福”只能从上述范围内去寻觅。而事实上，踏遍榆中的北部、东部没有一处有一定规模的汉代遗址，安定区北部、西部亦然，有的只是零星的一些汉墓，不见当年“都尉治所”的一点踪迹，唯独在巉口镇，除了新莽权衡，还发掘出土了“玉含蝉”“卜骨”“封泥”等一批国家珍贵文物。
1999年11月，安定区博物馆（原定西县博物馆）对巉口镇高速公路立交桥工地施工区的文物保护区域进行了勘探并发现了两座西汉积炭木椁墓。随后，受省文物局委托，在建设部门的支持下，抢救性清理了两座汉墓。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看，规格较高，按汉代丧葬制度，此种规格只有官宦或贵族阶层才能享用。此次发掘共出土陶器、漆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数十件，尤其是一件玉含蝉因其雕刻精细，出土位置清楚，更显珍贵。此件玉含蝉长5.6cm,宽3.1cm,厚0.6cm,青白玉质，片雕。头部微弧成齿状，两翼末及尾端呈叉状，玉质晶莹，蝉形逼真。2002年省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二级文物，现收藏于安定区博物馆。
汉代崇尚礼仪，求仙、祭神、厚葬之风弥漫全国。因而汉代玉器，时代烙印十分鲜明。例如，“汉八刀”是汉代玉雕工艺手法的俗称，即根据器物形态，采用简练的线条进行刻画，运用推、琢、磨、刻等技法，刀法粗犷有力，刚劲挺拔，简洁明快，求神似而不求细工。此件玉含蝉寥寥数刀把一个充满灵气的蝉形表现出来，刻划简练，清逸脱俗，堪称典型的“汉八刀”风格。玉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重要礼器，主要有祭玉、瑞玉、佩玉及葬玉。发展到汉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丧葬玉制和葬玉体系。一般贵族多只用“九窍玉”,最重要的是衔于口腔的“玉含”,此件玉含蝉属葬玉范畴，汉人多将玉含做蝉形，据说是因为蝉的幼虫经蜕化后能变为形状完全不同的成虫，故用蝉形来象征人的转世再生，与古人追求“灵魂永存，羽化成仙”的观念相契合。
2000年8月，巉口小学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了一些汉代文物，其中就有一枚珍贵的汉代封泥，呈正方形，边长2.5cm,四角均为圆角，两下角略有残缺，印文为篆书阳文“颖阴丞印”四字。
《汉书·地理志》载：颖阴，秦置，为颖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属县，因郡内有颖水而得名。颖阴在颖水之东，治今河南省许昌市。《水经注》卷二十二颖水注曰：“颖水出颖川阳城县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颖川郡，盖因水以着称也。颖水又东南过颖阳县西，又东南过颖阴县西南，颖阴县故城在东北，旧许昌典农都尉治地，后改为县。”丞，官名，多作为辅佐官员的称号。汉代中史各官署如卫尉、太仆等本身有丞以外，所属各署都有令有丞，县令之下也有丞。
邮传之制，至远始于商代，在周代已形成有组织的邮驿，各交通要道已设有驿站，备有车马，以传递政府法令文书，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置邮而传命”.秦统一天下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比较健全的邮传网，汉时进一步完善。
秦时置邮，汉代则将邮改称置。《风俗通》中说：“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近间置之也”.《汉书·文帝纪》载：“置者，置传驿之所。”其性质与邮相同，有时也常常互称，只不过置的规模更大一些，而设置的距离也由五里扩展到三十里，正如《史记·孝文本纪》载：“驿马三十里一置。”
无论是称邮置，还是称驿站，都设有传舍。就是接待来往官员，招呼驿车、驿骑休息，调换马匹车辆，供应食品的场所。“颖阴丞印”出土于巉口，说明当时颖阴县的文书传递至巉口遗留下来的，同时也说明巉口在汉代时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邮置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