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山自古就有“秦陇咽喉，巴蜀锁钥，屯戍要寨”之称，是丝绸之路东段南道、茶马古道甘青道的重要区段，本文拟结合明代茶政制度，清代提塘制度，就通连本区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阳溪”道历史文化进行考释。
明万历《宁远志》载：“大木树关，在县东南八十里”。界牌山位于武山县杨河镇马场村和礼县崖城镇木树关村交界处，山势绵延，起伏舒缓，也称分水岭，是本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界线。发源于界牌山的杨家河，古称“阳溪”。《三国志》记载：“（建兴）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常璩《华阳国志》载：“丞相司马魏延、将军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刘琳引《辅臣赞注》“建兴八年，（吴懿）与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将军费瑶”语，认为“阳溪”在南安郡境内。南安郡辖今陇西、武山等县地，“阳溪”应该在武山西南一带。以木树关为界，木树关以北武山县大南河谷地今称杨河，以南礼县崖城河亦称为阳河，所以“阳溪”指武山县大南河谷地和礼县崖城河谷地通道走向，“阳溪”支道因经过魏延与郭淮激战的“阳溪”而得名。
“阳溪”支道北起洛门镇，南溯渭河支流大南河而上，经过武山县郭槐、四门至杨河，在杨河东南翻越白草山，顺固城河南下，经礼县固城、永坪至长道与木门支道、铁堂峡支道汇合，在杨河分道去木树关，然后顺崖城河南下至礼县（见苏海洋著《陇右史地稿》）。有学者认为此条通道也是新石器时代古巴蜀文明（三星堆文化）与黄河文明（石岭下文化、马家窑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吴晓铃《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划出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该道也是秦先祖在渭河上游地区（甘谷毛家坪遗址、武山东旱坪遗址）到西汉水流域来往的必经线路之一。“阳溪”道是连接陇蜀古道岐山道和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的重要枢纽，也是茶马古道甘青段在本区的主要支道，今天的杨河镇是当时“阳溪”道上的重要驿站，与之毗邻的岷县马坞镇、茶埠镇都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的重要集镇，这些地名就是茶马贸易历史留下的烙印。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的经济交流活动，用内地大量出产的茶叶换取西北诸部的马匹，以满足政治、军事上的需要，由此形成了茶马贸易制度。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极为兴盛，此时期由朝廷控制的茶马交易制度之所以兴盛，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茶马互市”是明政府对西北诸部“以茶驭番”政策的体现。番人的饮食结构以青稞、肉类和奶酪等乳制品为主，而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祛湿热、醒脑提神的药理作用，是西部诸族饮食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对高寒地带的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具有重大意义，西北诸部皆视茶为生活必需品，史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病”，“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明实录》卷八二）。故明政府把茶资源的获得与否和藏区群众的生死存续联系起来，并以对茶资源的垄断和支配作为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同时获得所需要的战略物资。“番人纳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明史·明史食货志》）。故茶马贸易的实行有利于加强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笼络和控制。
其次，“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既可以巩固边防，还可以节省戍守费用。于是，明王朝将茶马贸易作为官营垄断贸易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类似于历代实行的“盐铁”专营制度，明王朝制定了一系列茶马贸易的政策措施。明太祖时，为规范茶马贸易，曾制定金牌信符制，将四十一面金牌发放到藏边等少数民族部落中，作为进行合法茶马贸易的官方凭证（见《明史·明史食货志》）。明朝统治者为保护官茶、限制商茶、杜绝私茶，设置茶课司、茶仓、茶厂、批验所及茶马司等机构，管理茶马交易事务。“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史》卷三七“茶课”）。明初在今甘肃地区设置了三处茶马司：洮（治今甘肃临潭）、秦（治今甘肃天水）、河（治今甘肃临夏）；四处茶运所：巩昌府秦州骆驼巷梢子堡、徽县高桥火钻峪、伏羌（甘谷）及宁远（武山）茶运所。茶运所在茶马贸易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职责是辨别茶引及茶由真伪，并将已经检验过的茶引及茶由截角标记。客商贩卖茶叶，经过茶运批验所，需要按照制度进行检验，“别无夹带，方许放行，违越者笞二十”“伪造茶引者处死，籍没家产”（《明史》卷三七“茶课”）。批验茶引所官员每三个月对茶叶商人进行摸底登记，查清楚茶商的姓名、籍贯及家庭住址。可见，本区是明代“茶马贸易”的关键节点。
进入流通环节的茶叶可以分为官茶、商茶及私茶三种。所谓官茶是指明朝政府独占经营的茶叶，这些茶叶主要产自陕西汉中。官茶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茶课，另一种是官府以强制手段统购各种植茶叶园户的所余茶叶。所谓商茶是指商人以“纳钱请引”的方式获得茶引、茶由等贩卖茶叶凭证，然后将茶叶运往西北。其中，引、由的印制、分配权在户部，各产茶州县仅有具体分发权。关于此规定，凡商人贩茶，需向政府呈报所买额度和行茶地区。按此程序，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其经营才算合法（《明史》卷三七“茶课”)；商茶主要产自福建、四川及江南等地。反之，即为“私茶”，是明廷着力查禁的对象。然而茶马贸易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使得许多人不惜铤而走险，一些商人获得贩卖茶叶权后，还勾结官员私自贩卖茶叶，以牟取暴利，这就是“私茶”。
明政府为此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以禁止茶叶走私。明洪武三十年（1397），“榜示通接西蕃径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出境，即拏赴官罪。不许受财放过，仍究何处官军地方放者，治以罪”(《明史》卷三七“茶课·禁约”)。在“阳溪”古道的重要驿站今武山杨河镇，当时也榜示立碑，违禁贩私茶。《茶院禁约》高110厘米，宽63厘米，厚16厘米。共刻白文楷体字6行，55字，字径约4厘米，拱首条形，大青石质地。《茶院禁约》：“示禁，一应茶货诸商，敢有违禁（从）行，悉尊宪约。车骡入官，人犯枷罪，无论南北有获，一体根究连坐。以后敢有假称妨耕告开禁闭者，即以通番论罪。”此处“宪约”就是指《明史》卷三七“茶课·禁约”里规定的禁止私茶出境，否则严刑治罪法令，“把守人员，若不严守，若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说事人同罪；贩茶人处斩，妻小入官”（杨一清：《关中奏议》卷三）。这就是《茶院禁约》颁布的历史背景。
当时，不少违禁贩私茶者都被依律治罪。例如，洪武三十年（1397），附马都尉欧阳伦，“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明史·卷一二一》)。弘治年间，督理马政都御史扬一清，查获了大量贩运私茶者，“臣始至陕城，拿获积年交通进贡经过番夷代买私茶，诓骗财物犯人徐铳等三十余名，比至巩昌地方，节次拿获贩茶通番人犯百余名，俱经法司问明发遣讫。”（杨一清：《关中奏议》）这一切都表明，明代茶法的执行十分严格。
综上，可见茶马古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巩固政权方面的地位与意义，“阳溪”支道作为茶马古道茶马贸易的关键节点，在古时承担着维护西南地区安全、稳固国家政权的作用，更是连通西南贸易往来重要通道，亦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今茶马古道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但它所衍生出的精神内涵、文化元素被重新挖掘，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提塘，顾名思义，是指管理塘务之官员,在明清时期地位不高，但职能重要，在当时的政治和行政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影响着很多重大事件。
王廷祥，清代陕甘提塘官，武山县杨河镇王河村（野狐咀村）人，官名王世栋，字幹臣。生于清嘉庆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卒于清光绪二年二月十七日戌时，享年66岁。他的人生历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
王世栋旧居在杨河镇王河村（野狐咀村）村子正中位置，坐西朝东。现只存有一座长9.2米、宽4.5米、后墙高5米、前檐高3.3米的六檩五椽单坡顶土砖木结构建筑（在清代，六檩五椽的房子七品以上官员才能拥有，平民百姓只能修建四檩三椽的厅房），屋内方砖铺地，四门八窗，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院内其它建筑均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毁坏。据村间老人回忆，王世栋旧居西南面有一座中门，建筑模式特别讲究，两边没有围墙，全是透花栏板。正南方为客房，东面是一座五檩四椽单坡斜顶倒厅，院子中间建有一座八角凉亭，凉亭里摆放着一把万民伞，这把伞损毁于20世纪60年代，铜伞把在秧歌会里用了十多年。同时遗失了的还一个圆形的铁盒子，是王世栋的官帽盒，一个提塘装印的印盒。一把王世栋曾经使用过的铜把虎头春秋大刀在20世纪90年代初遗失。
塘在清代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词语。《清会典》的解释是，塘设在西北安西、哈密、镇西一带，“塘，甘肃之安西州、新疆之哈密厅、镇西厅三属，除安西、镇西各本属公文差务仍设驿外，三属旧特设军塘，以达出入文报。自新疆改设行省后，裁哈密、镇西两属军塘，惟安西属军塘仍旧。每塘设有军塘夫以司接递；都司一人，督率稽查。夫马钱粮归文员奏销。”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其它地方没有塘的设置。但实际上，清代的塘存在绝不仅限于西北，而是遍布各省。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是防守作用。在这一方面，它总是与汛防等联系在一起。第二是信息传递的作用。这使它经常与铺联系在一起。就其后一种作用而言，塘还有以下几种类型，分别为传递军营文报的军塘、营塘和提塘辖下的塘，这种塘主要是在京城与各省督抚驻地之间的文报传递系统。
提塘官居正五品（据史料记载驻京官最小为五品，另外五品以上官员都由爱新觉罗贵族人士担任，汉人只任五品以下官员）。“提塘”，今查阅资料为官名，清置，又称“提塘官”，多数省每省一人，也有两省一人的（这和村子里老人相传的任陕甘两省的提塘相吻合），一般由各省督抚选派武职一人（由兵部任用）驻京，掌管传递部院等衙门与本省有关来往文书。见《清史稿·职官一·兵部》、《清会典·兵部·驻京提塘官》。清代各省督、抚选派本省武进士及候补、修选守备等，送请兵部充补，驻于京城，三年一代，称提塘官。因负责掌管投递本省与京师各官署往来文书。所以他可以直接面君，也可以接触京城各个衙门的大官，才有先祖相传的见官大的说辞。具体而言，提塘的主要职责包括刊发邸报印发邸报、递送中央各部院与各省之间的公文往来及部分官员印信，特殊的递送提塘还负责一些重要礼制事宜的传递。从以上提塘的设置与职责可以看出，清代很大一部分朝廷政令和政治信息的发布依靠提塘完成。
随着清末“改驿归邮”和民初政体遽变，作为传递公文中介的提塘亦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没落。1912年，北洋交通部在《咨覆国务院嗣后文件由邮局递送无庸改设递文局文》中，对于各省驻京提塘呈请改设为递文局的呈请，交通部认为，“现在政体既变，邮政亦日渐扩充，此项机关（提塘）已失效用”，其呈请“未便照准”。至此，明清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提塘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如今茶马古道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它集经济、文化、政治于一体，对增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依然有着重大意义。联通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阳溪”道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 文字||裴应东杨河镇 图片||李自强罗建维）
